刘若英：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好 要活得理直气壮
http://i2.sinaimg.cn/ent/s/h/2011-07-15/U1345P28T3D3361200F326DT20110715170426.jpg刘若英（姜晓明）
“我常常觉得，人这一辈子就是要活得理直气壮”
本刊记者吴虹飞(微博)
实习记者闫迪覃宪秋
发自北京
7月北京。夏季大雨降临，俨然已是爱情发酵的季节。空气里有闷热的味道。刘若英(微博)是轻手轻脚走进房间的。白色T恤，身形娇小，白皙的脸庞看不到妆容，清澈分明的内双眼睛，还是《少女小渔》里的那个。她陷落在沙发里，温和地等待发问。这是她的工作。声音有点沙哑，但她依然微笑，得体。
《半生缘》获得成功6年之后，“奶茶”刘若英与香港导演林奕华(微博)再度合作舞台剧《红娘的异想世界之在西厢》。林奕华重新解构《西厢记》，刘若英幻化红娘十度分身。
林奕华说，刘若英很会讲冷笑话的。发布会上有人问她为何出演红娘，她自嘲“天生奴婢命。”这成了第二天报纸的报道内容，她又吃惊又笑，哇，以后不要随便讲冷笑话了！
《在西厢》以颠覆古典的舞台狂想，折射现代人的感情迷境。她自己的情感迷境呢？林奕华作讲座时滔滔不绝讲人生哲学，台下有听众发问：为何刘若英还不嫁？
就是死，也要死在美国
1970年，刘若英出生于台北市。曾是远洋船长的父亲帅气挺拔，写剧本、投资电影，母亲则是美丽贤淑的韩国华侨，做事一丝不苟、尽善尽美。刘若英两岁时，父母婚姻画上句号，父亲带走了姐姐，把刘若英留给祖父祖母。
刘若英的祖父刘咏尧同胡宗南、杜聿明、陈赓、左权、徐向前同为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和聂荣臻、叶挺同为黄埔军校三期教员，是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代理部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我们家每天有6份报纸，有党报、军方报、民间报，甚至5岁的我都能拥有一份标着注音符号的《国语日报》。大清早，家里的副官会把报童送来的报纸用熨斗一页页烫过，不是为了平整，是不让报上的油墨脏了祖父的手。”
小孙女有雷打不动的倔强，威仪的大将军无可奈何。“家里的副官封我为将军的将军，”祖父对刘若英是宠爱的。
小女孩酷爱唱歌，时常握着小拳头假装成麦克风，站在房间里模仿包娜娜或者姚苏蓉，好像自己真的站在了舞台上，陶醉地闭着眼睛，唱歌。
刘若英7岁时的某一天，祖母牵着她的手来到钢琴前。刘若英仰头问，“我为什么要学钢琴？”祖母告诉她：“学了钢琴，长大了可以相夫教子。如果有一天你老公不要你了，你还可以有一技之长，养活自己和小孩。”
后来刘若英说，我那时候连男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就已经知道他有一天可能会离开我。
祖母教会她“得体”。家里一般11点就没有电话了，有天半夜一点多，电话竟响了起来。祖母在床头接，她在卧房偷听，“那一头是女人的声音，提了祖父的名字说三道四，摆明是破坏家庭来的。祖母听完，只客气地说，‘刘家有刘家的规矩，现在时间太晚，有什么事请您明天再打来。’”
刘若英直觉不妙，摸黑进了祖母的房间，钻进她的被窝。祖母却一如往常，就着床头晕黄的灯光看她最爱的翻译小说，对刘若英说，“回房睡去，别影响了明天上学。”
刘若英的愿望从小就没有变过，她想成为贤妻良母。
后来，经历初恋、失恋，少女刘若英选择了出国读书，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学习音乐，主修声乐，辅修钢琴。留学的生活很辛苦，虽说是将军的孙女，但也要自己负担生活费。刘若英不得不在课余时间打工来维持生活。最初的几个月，她郁郁寡欢。一次打电话回家，祖母心疼地说：“不然就回来吧。”谁料一向疼爱她的祖父却拿过电话发了脾气，“就是死，也要死在美国！”
“你曾经是我第一个听众，也是我惟一的听众。曾经只有你愿意听我唱歌，而且百听不厌。虽然我唱来唱去都是那一首《绿岛小夜曲》。”2002年，在刘若英人生第一场个人演唱会上，她写了一封信，读给已经去世4年的祖父。
端茶递水订便当
1991年，大学毕业前夕，刘若英回到台湾度假。有天姐姐刘若玉约了朋友一起去游泳，刘若英没有泳衣，姐姐便把一件荧光橘色的泳衣给了她。
当刘若英闪闪发光地从游泳池中升起来，正在喝饮料的陈升眼前一亮。
那年刘若英21，陈升31。
世界有这么巧。刘若玉的好朋友与陈升的妻子是同学，于是大家坐到了一张桌子上。陈升得知刘若英学音乐，便问她，是否有意进入“滚石唱片”做歌手。
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流行音乐市场趋近成熟，各个唱片公司百花齐放。当时的“滚石唱片”不仅签下众多类型的歌手，还下设了一些工作室，求贤若渴，其中就包括陈升的“新乐园”。
刘若英很心动，但祖父爸爸皆是有板有眼的军人，要进演艺圈，还得费一番工夫闹家庭革命。最终，疼爱孙女的祖父祖母作出妥协，刘若英签下了合约。
一纸合约未能保证刘若英一帆风顺。“那时候进了公司，大家都是从助理做起”，刘若英成为陈升的助理。端茶递水订便当、买槟榔洗厕所，是她的日常工作。3年过去了，刘若英还是没有发过一张专辑。
做助理的日子里，刘若英认识了导演陈国富，未成歌手，倒先做了演员。那是陈国富导演的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摄影是杜可风。原以为拍戏会紧张，可她懵懵懂懂的，“一点也不知道怕。”
之后陈升接到张艾嘉的电话，说准备拍一部电影，问他有没有合适的人推荐。陈升想起了刘若英，“有一个家伙，在公司里干活干了好久，还满不错的。”
陈升的推荐和刘若英一张站在国父纪念馆前、稍嫌“土气”的照片，使她成为电影《少女小渔》的主角。刘若英说，自己在美国的日子和小渔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都有异乡的孤独、天真的向往，只是小渔这个角色为别人而活，爱得一厢情愿，牺牲掉了尊严和自我。
过度沉默
《少女小渔》拿了“最佳女主角”，飞回台北的飞机一落地，一切都不一样了。各种从未想象过的荣耀排山倒海接踵而来，几乎成为无法承受之重。
“影展就是很容易把你弄得紧张兮兮。真的只是依赖少数人的喜恶，来决定它真正的价值吗？”刘若英说。
她开始尝试更多可能性。
1995年，刘若英终于在音乐的道路上跨出“第一步”，她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少女小渔的美丽与哀愁》，紧接着又发行了《雨季》，次年发行《到处乱走》，但销量并不好。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没有工作的她还是每天出门，装作很忙，其实是在街上转来转去。担心穿帮，她便每天站在唱片公司楼下，等大家下班。
“他们非常体贴我。只要我站在那里笑，他们就说，奶茶，走，吃饭。他们知道我饿了。那些人到现在看到我还会惯性地问，饿了？所以我现在很喜欢请别人吃饭。可是无论现在请多少次客，都没办法报答从前那一口饭的恩情。真的，那一口吞下去，滋味都不同。”
1998年，“滚石唱片”发行了刘若英的第4张个人专辑《很爱很爱你》。《很爱很爱你》与接下来的《我等你》都有不错的销量，成为了她日后歌坛形象的基础。“知性”、“孤单代言人”的称号从这时候开始初现端倪。
她越来越忙。忙到没时间见第二天要拍床戏的男演员；忙到要讨论剧本，也会有人出来说话，从“你太严肃了”、“你太紧张了”，一直到“你太难搞”。
“电影还没开拍，投资老板已经开始想各种各样的造势宣传活动，你需要不定时参加各式party，以表彰自身的流行感；慈善活动不能少，随时要制造新闻点，不管正面负面。你是不能变老的，皮肤的皱褶、下巴的松垮、身材的变化，都会招致最恶毒的评语。其他的行业可能越做越精彩，但是中国女演员一超过25岁，就要开始回答‘何时嫁入豪门’的问题。”
她逐渐感觉社会善意消退，恶意增加。她看到有八卦写道：“刘若英的倒楣事件都是因为单身。楼下漏水打官司，是因为家里没男人帮忙调解，因为性冷感。”她说，“这种幽默很难一笑置之。因为他暗示的不只是我的无能，还有现代职业女性的失败。我一向认为自己是‘反妇女解放者’，但看到这种言论，我有种想闹革命的感觉。”
她提到马丁·路德·金，后者说，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哀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我没能耐做好人，又不够资格做坏人，面对恶意，我无法反抗，只敢选择沉默，似乎也成了这种大悲哀的同谋者。我明白，这是我的不美好。”
你当我白痴吗？
她总也绕不过陈升。他为她写下了很多经典流行歌，如《风筝》、《为爱痴狂》。
当初她做助理，英文名叫Rene，发音近似于台语中的“牛奶”，陈升说，叫“牛奶”太奇怪了，干脆就叫“奶茶”吧。这个名字跟了她10年。
从进公司起，陈升就开始给她制作《爱的痴狂》，整整花了3年时间，耗费300万新台币，却因为她唱得无法达到陈升的要求，一拖再拖。
公司当时给黄莺莺等制作唱片，她负责到北京送母带。在北京街头，喝了二锅头，她打长途给陈升，什么也没能说出来，只是哭。
亚太影展，刘若英封后，陈升对她说，“你可以离开了，不要再黏我。你有你的梦，我有我的事情要做。我不是一个每天问你是否回来吃饭的爸爸。你不会找到我的。”1996年，陈升主动中止了和刘若英的合同。
1998年《很爱很爱你》专辑制作完成后，刘若英在车上打电话给陈升。陈升说，“我只关心你唱得开心吗？你开心吗？”
在2001年专辑《年华》的纪录片中，刘若英说：“对我而言，成全并不代表放弃，而是一种对真爱的坚持。有时候成全了他，也是成全我自己的一个开始……许多不善良的事，都会因为爱而获得宽释。”
2005年，刘若英新专辑《一整夜》发行，遵循惯例，电视宣传一定要做。在节目《桃色蛋白质》中，她跪着把最新专辑送给陈升，陈升拒绝了。“CD是歌手用生命换来的，怎么能随便送人？”刘若英手足无措，眼泪就流了下来。
候佩岑问陈升，你有没有喜欢过奶茶呢？陈升说，我不喜欢她，干吗帮她做这么多的事？你当我白痴吗？
刘若英哭成一团稀泥。陈升接着说：“现在她像风筝，不知已经飘到什么地方。”刘若英语无伦次，“可是那根线还是没有断啊，它还在，还在你的手上啊，就算我掉下来了，你还是可以拉着那根线，一直找……就会找到我啊。”
陈升微笑着看她，“你白痴啊，怎么可能呢？”
时至今日，这期节目仍被反复提及。刘若英很无奈，“大家过分浪漫这个节目了。就是一个学生在师父面前，给他CD也不要，给他什么都不要，很不知所措。我跟张艾嘉上节目也大哭过，一次在百花奖，一次在记者会，她来给我惊喜，我哭到完全泣不成声，没有办法继续。大家都不讲(这个)。就是因为陈升是男的吗？两个都是我师父啊！”
她坚信，当有一天死去，她所拥有的，是心里那些美好的记忆，而不是报章杂志所做的胡乱猜测。杂志上的东西只能伴随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或者提供给别人一些遐想。她说，什么是事实只有我自己知道。只要我对得起自己，我闭上眼睛都觉得理直气壮。我常常觉得，人这一辈子就是要活得理直气壮。
她有过一段巨大的爱情，但无关陈升。“也许等我老了，我会把它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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