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唐诗影响下的世界电影
谷峪(编剧)是金子总会发光。最近刚刚横扫香港电影金像奖(微博)的《桃姐》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总是衣着简朴以致被银行信贷人员当成空调维修工的电影监制刘德华，在桃姐入院后请来一位神父为她安神祈祷，神父引用了《圣经》传道书中的一句话“生有时，死有时”，几乎点明了影片的主题。但就像“华哥”必须脱下破衣烂衫换上西装革履出席盛大首映式一样，影片最后也要来一次“真实意图的暴露”，那就是借老人院某老人之口画龙点睛——当秦沛饰演的老花花公子再次筹钱去找洗头妹时，这位老人“莫名其妙”地念起了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毫无疑问，这是对“生有时，死有时”的对仗，也是更加符合中国人情感模式的表达。
《桃姐》借助《圣经》完成了一次温情脉脉的临终关怀，却难免不令人想起萨缪尔·杰克逊在《低俗小说》中的一段“反面教材”，那是这位冷血杀手对即将被他处死之人的宣判：“我报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有趣的是，同样由昆汀·塔伦蒂诺执导的复仇电影《杀死比尔》，片中有一首忧伤至死的插曲名叫《Bang Bang》，由弗兰克·辛纳屈拉的女儿南希·辛纳屈拉演唱，歌词讲述了一对两小无猜的男女走上不共戴天之路的悲剧故事，“那年我五岁他六岁，我们用木棍当马骑玩游戏，他穿黑我穿白，赢的总是他，乓乓，他两枪将我打倒在地，乓乓，两声巨响，我的宝贝将我打倒在地；时光荏苒，长大后我们在一起，他有时笑着说，还记得我们当初玩的游戏吗？乓乓，我两枪将你打倒在地，乓乓，两声巨响……”这个完全白描的故事几乎就是李白《长干行》的翻版：“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
所以我国辉煌灿烂的唐诗文明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世界电影的进步呢？毕竟“上帝以神秘的方式行走”。展卷细读，我们会发现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史上最早的关于精神分裂和多重人格的刻画，可能直接影响了《致命ID》这样的心理惊悚片；以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和岑参“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毫无疑问启发了约翰·福特等一大批西部片导演；即使疯狂如詹姆斯·卡梅隆这样的人，也通过《泰坦尼克号(微博)》致敬了白居易，这部讲述“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的电影，将《琵琶行》的故事颠倒性别重讲了一遍。前者是关于一个落魄绘画文艺男青年和抑郁女贵族的露水情缘，后者是关于一个落魄文艺女青年(歌伎)和抑郁诗人的宿命遭逢，两个故事都发生在船上，并且都可以用七言乐府诗句总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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