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鬼故事到野史笔记，史官文化之外的“小传统”为何重要
先读
纪晓岚写《阅微草堂笔记》，绝非经学时代的文字游戏、道德劝谕，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文体意识与叙事诉求——这本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一。在正经端坐的史官文化之外，稗官野史不绝如缕，这种“小传统”的顽强生命力，构成一种叙事平衡。正如司法领域中的常识，没有抗辩就没有正义，在叙事领域，同样也是没有对抗就没有正义，社会正义最终需要通过叙事实现。
检书050
撰文▼邓文初（检书作者）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京师
北京城内珠市口西大街有一家并不起眼的小宅，门头招牌写的是“纪晓岚故居”，其实，应该标为“阅微草堂”，这是他自己的命名。纪晓岚曾在此住了60余年，《阅微草堂笔记》即写于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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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我人还在外省的时侯，了解北京的主要途径就是他的《阅微草堂笔记》，那书里的北京真是满满的真实，生动有趣而略带恐怖，令人颤栗又让人神往。等真的沦为北漂后，虽常在胡同巷子里穿行，但读书时的那份亲切感反反倒没了，“草堂笔记”里的京师变得陌生而干瘪，真的成“他们”的了。
那时的京师究竟是怎样的？且先做一回“文抄公”——在这了无生趣的时代，好在还有些涉笔成趣的历史载记：
都察院库中有巨蟒,时或夜出。余官总宪时,凡两见。其蟠迹著尘处,约广二寸余,计其身当横径五寸。壁无罅,门亦无罅,窗棂阔不及二寸,不识何以出入。
丁亥春,余携家至京师。因虎坊桥旧宅未赎,权住钱香树先生空宅中。云楼上亦有狐居，但扃锁杂物，人不轻上。余戏粘一诗于壁曰：“草草移家偶遇君，一楼上下且平分。耽诗自是书生癖，彻夜吟哦莫厌闻。”一日，姬人启锁取物，急呼怪事。余走视之，则地板尘上，满画荷花，茎叶苕亭，具有笔致。因以纸笔置几上，又粘一诗于壁曰:“仙人果是好楼居，文采风流我不如。新得吴箋三十幅，可能一一画芙蕖?”越数日启视，竟不举笔。以告裘文达公，公笑曰:“钱香树家狐，固应稍雅。”
前段说蟒，还算在可理喻之内，毕竟乾隆时期的京师，城池浩瀚，人烟稀少（虽然乾隆时的人口暴增一倍，但那些暴增的人口大约谁也没胆量涌进京师重地，皇城之下，平民百姓何敢造次，尤其还有“居京大不易”呢），偌大的地盘，空空如也总不好，人不能居，兽必横行，这不仅暗应了西谚“宇宙忌真空”的道理，与中国传统“室空生鬼”的说法也若合符节。
后段说狐，似乎有些“文人笔法”味道，颇难令现代人置信。不过，大凡稍受了些传统文化熏陶的，或略微读过些稗官野史之类的，大约是不会过分质疑这些故事的。何况，纪晓岚文章中，除了少数几则“抄”自文献外，绝大部分都是言出有据，真人真事，符合现代中国人编写“文史资料”所坚守的“亲见亲闻”原则。这则狐故事，说的是朋友家的事，但它绝非“孤证”，因为草堂笔记中还有许多条，不仅载记他人故事，且多有出于自家秘闻的，就算纪晓岚深中“文人无行”之病，想必也不敢如此悖伦——文中多次提及的是与其“先姚安公”的共见共证，文人最大胆，还不至于乱及乃父吧？！
余家假山上有小楼，狐居之五十余年矣。人不上，狐亦不下。但时见窗扉无风自启闭耳。楼之北曰绿意轩，老树阴森，是夏日纳凉处。戊辰七月，忽夜中闻琴声棋声。奴子奔告姚安公。公知狐所为，了不介意，但顾奴子曰：“固胜于汝辈饮博。”次日，告昀曰：“海客无心，则白鸥可狎。相安已久，惟宜以不闻不见处之。”至今亦绝无他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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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多凶宅”的现代解读
其实，《阅微草堂笔记》早在20年前读过，这回翻出重读，且做文抄公，是缘于友人送我栾保群先生所著“扪虱谈鬼录”系列。书本来只是随手翻翻，没想到竟然不可自抑，引出重读《阅微草堂笔记》的冲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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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保群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年版
谈“京师”，当然得从长安说起，那里毕竟留存着中华文明的极盛景象。栾书中有“长安多凶宅”条，开篇先引白居易《凶宅》诗：“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往往朱门内，房廊相对空。枭鸣松桂枝，狐藏兰菊丛。苍苔黄叶地，日暮多旋风。前主为将相，得罪窜巴庸。后主为公卿，寝疾殁其中。连延四五主，殃祸继相踵。”白居易诗自然是可以当做“诗史”读的，这首诗也足以作为历史学、人类学者重构大唐文明的史料之一，但这些无关本题，放过不论。且看栾著关于京师“四大凶宅”所开列的“史料”：“名气大的”如石大人胡同（在现今东单外交部街）的严嵩故居，原主人是明英宗时期的忠国公石亨，因谋反事被诛；嘉靖间咸宁侯仇鸾住了进去，不久，被革职问罪，忧郁而死，接着是身后正法，掘尸枭首；宅子乃归严嵩，严嵩虽执宰相之位二十年，但最终还是落得个“罢官为民，抄家问罪”。此后的住家如宁远伯李成梁，一代名将，一门九虎，但住进去不久，也是相继死去，甚至李成梁尸柩都无人下葬，以至于留下这条笔记的沈德潜也不免有“过者叹息”之句。
南城还有一处大宅，严嵩被抄家后，归张居正，张居正死后又被籍没，改为全楚会馆，沈德潜父亲租了其中十分之一，但没几个月就妖魔百出，连龙虎山张真人也无能为力，沈德潜父亲大病一场，只好退租，后来，一富人买下宅子，送给吏部侍郎徐检庵，没想到徐随即便遭罢官，买主也落下个抄家结果。
全楚会馆大约就是今天虎坊桥的湖广会馆，被列为清末“四大凶宅”之一。不过哄传一时的“四大凶宅”，其实没有具体所指，而是各有各的说法，似乎只有粉坊琉璃厂是唯一“公认”的一处，事载多种笔记，可保无假。
然所见实有凶宅：京师斜对给孤寺道南一宅，余行吊者五。粉坊琉璃街极北道西一宅，余行吊者七。给孤寺宅，曹宗丞学闵尝居之，甫移入，二仆一夕暴亡，惧而迁去。粉坊琉璃街宅，邵教授大生尝居之，白昼往往见异，毅然不畏，竟殁其中。
这也是纪晓岚亲见亲闻的，是其友朋之事，想来不敢捏造。他自己也不得其解，所以在笔记中还留下这样的说辞：“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幽明之理，莫得而穷。不必曲为之词，亦不必力攻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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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粉坊琉璃厂南口的南横街、珠朝街（珠巢街）也有一处凶宅，为纪晓岚租住过的；西河沿也有一处凶宅，东单牌楼的和珅旧邸也是一处凶宅，桌椅之类常无故自动，或数人方共饮茶，而茶碗忽飞至他处；钱粮胡同也有一大凶宅，章太炎迁入后，其女自经于此……这样细细数来，“四大凶宅”之说确实非具指，只算是一个格式，“四大”之说想来是好与“八景”相配吧？
栾著说，长安多凶宅，乃是盛唐一朝的事，而北京的“四大凶宅”之所以闹不清楚，也是因为京师重地，权力转移太过频繁，朝代历明清五百余年，皇帝换了太祖太宗数十人，公开的依法砍头杀头之事，真是“菜市口”摆地摊一般。朝廷各派势力的争斗酷烈，豪门兴衰，往往于一朝一夕间；抄家籍没，充军发配，甚至夷灭三族，也不是太稀罕的新闻；皇族公卿家内的私刑那就更是小菜一碟，大宅门杀死奴仆妾侍之类的凶事更是常事，墙壁、土炕、水池、粪坑往往就是这些冤死鬼的葬尸之地；家族内部也并不平静，诸房夺势，妻妾争风，姑嫂斗法是大家族的生活调料，不发生点儿吞金自缢的事那是绝少的；再加上骄奢淫逸，残虐成性，对奴婢动加刀仗，死了就埋于后圃，砌入夹墙，填了窨井等等，“冤魂孽鬼既多，运势一衰，重堂奥室间就往往成了闹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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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鬼故事”既有“鬼”之“事实”，也是“鬼”之“故事”，它呈现的是“权力”的现实状态，同时也是对权力的认知与批判，这，大约正是栾著着意发覆之初衷吧？
“稗官原不入儒家”的人类学意义
但栾先生终不能免俗，还是要加上一句“鬼故事都是人编的”，于是，“鬼故事”便真的成了“故事”，似乎鬼神灵魂妖魔之类，这种“二气之良能”的“存在”是“不存在”的，只是人间的说辞。这样的社会科学式独断，不仅抹杀了“存在”之多元性，也遮蔽了“故事”的“修辞”意蕴。人类学之所以将文本也作为一种田野考察对象，正是基于对文本修辞意蕴的重新关注，在“修辞”之中发现并重构社会正义。
其实，纪晓岚的鬼故事，始终保留着一种叙述焦虑与文体张力，它呈现为一种巴赫金式的“复调”：在这些鬼故事中，纪晓岚始终在为“鬼”辩护，在努力替那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做“见证人”：“鬼”不是他笔下的隐喻，而是一种无法否认、需要面对与解释的“存在”（这正是纪晓岚不同于蒲松龄处）。这样的说法有些玄，且举例以说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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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乌鲁木齐时，纪晓岚曾有一纪事诗：“白草嗖嗖接冷云，关山疆界是谁分？幽魂来往随官牒，原鬼昌黎竟未闻”。这首诗的本事是：军吏中曾流行一种给客死他乡的鬼魂发放返回内地度牒的习俗，纪晓岚以为是军吏们“托词取钱”的把戏，请将军废除。然而
旬日后，或告城西墟墓中鬼哭，无牒不能归故里也。余斥其妄。又旬日，或告鬼哭已近城。斥之如故。越旬日，余所居墙外魖魖有声，余尚以为胥役所伪。越数日，声至窗外。时月明如昼，自起寻视，实无一人。同事观御史成曰：“公所持理正，虽将军不能夺也。然鬼哭实共闻，不得照者，实亦怨公，盍试一给之，姑间执谗匿之口。倘鬼哭如故，则公益有词矣”。勉从其议，是夜寂然。
在这段叙事中，纪晓岚一开始确实是将“鬼故事”当做一种“说辞”，以为是那些胥吏弄钱的把戏，其持论严正，虽乌鲁木齐将军也不得不听。但“鬼哭有声”，“事实”俱在，理虽至正，却无法淹没事物之实。正是因为这种无法理解的“理事”冲突，在这段记载之后，纪晓岚才再附一例：“军吏宋吉禄在印房，忽眩仆。久而苏，云见其母至。俄台军以官牒呈，启视，则哈密报吉禄之母来视之，卒于途也。”补充这一段，显然具有辨明性质：儒家之理虽持论正当，但却无法解释明白无误之事实，所以，纪晓岚忍不住大发议论：“天下事何所不有，儒生论其常耳”。
这段文字，无论是诗、本事，还是议论，在在呈现出一种与儒家义理辩论的叙事张力，而这也是整部《阅微草堂笔记》的修辞风格。其实，这种张力，在其总序诗中早已揭明，只不过时人多少受“理性”之蔽而熟视无睹罢。
平生心力坐销磨，纸上烟云过眼多。
拟筑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
前因后果验无差，琐记搜罗鬼一车。
传语洛闽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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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晓岚的叙事中，至圣先师“不语”、韩愈等人“未闻”，官师正史不载，并非就是不存。儒生所论之“常”、之“理”，在孔子等大儒看来，无非一时无法理解，故“存而不论”。但“存而不论”至少还是承认其“存”的，至多不过标明“幽明异路”，将神、鬼、人之事分出一个界限，各不相干、各行其是罢，这还算是有点自由政治家的“群己权界”意识。但到了那些以道统自命的（韩愈正是首辟道统之人，故纪晓岚诗中以他说事）小人儒看来，却是连神、鬼、灵之“存在”也必须否认的。下流至“洛闽弟子”的理学泛滥时代，真所谓“每下愈况”，“等而次之”了，再变就成了“只知一理，无视其事”，这就有点“以理杀鬼”的嫌疑了。
而“鬼”之“存在”可以抹杀，人之“存在”又何尚不可无视？但凡在儒家看来不可“理喻”之事，就无生存之权，被当做迷信或邪说或非理与非礼之类从而打且杀之，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从“存而不论”到“幽明异路”再到“疾虚幻、除异端”，一路走来，无不带着否认“存在”的血雨腥风。作为九流十派之一端，儒家自然有“不论”的自由，但当其成为国家正统，“不论”就变成了“不许论”，染上权力的霸道，由此也就产生了话语的封锁，通过这种封锁，为儒家理性打造出一处安全地带、保护地带，一处不受质疑与挑战的中空地带、话语的特权地带。社会也因此得以儒家化与纯净化，这正是自孔夫子“删诗书”以来延续下来的传统，这一传统与现代西方理性主义合流后，世界的理性层面被强化了，而它的另一面——阴面——却被掩盖甚至完全抹杀。
由此，世界看似在“理”上获得了“清明”，但生活却从此陷入深沉的黑暗。传统社会中那种“民神杂糅”、“民神同位”、“阴阳互济”、“幽明相通”的人生也就被活生生撕裂割断，从而，天、地、人三才无法统系，人、鬼、神三气无法沟通，日常生活的混杂性被取消，人自身，其灵魂、其精神也被挤压、榨干，并最终肉体化、物化——人变成了干瘪的物质、劳动力或人力资源，或者，变成了鬼故事中的僵尸——僵尸之所以令人恐怖，不就是因为它的物化吗——但这样的僵尸却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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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四库全书”的总成者，纪晓岚所见所读之书，当无出其右者。也正是这种海量的阅读，让他明白一个道理——“纸上得来终觉浅”——纸上烟云其实是当不得真的；大约也是因为编辑四库全书的经历，让他与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陋儒不同，他能切身感受到“经典”背后的权力意志。所以，当其“平生心力坐消磨”时，面对“今老矣”的去日无多时，就觉得必要似东坡“学说鬼”了，这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不仅要突破“子不语”的禁忌，也要打破“幽明异路”的割裂与理性化偏枯，要以“稗官野史”在儒家之外开辟出另外的世界。
由此看来，纪晓岚写《阅微草堂笔记》，多少有点后现代人类学家的味道，它绝非经学时代的文字游戏、道德劝谕，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文体意识与叙事诉求——这本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一。在正经端坐的史官文化之外，稗官野史不绝如缕，这种“小传统”的顽强生命力，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存在着一种对抗性文体，它构成一种叙事平衡，正如司法领域中的常识，没有抗辩就没有正义，在叙事领域，同样也是没有对抗就没有正义，社会正义最终需要通过叙事实现。
这是人类学本土资源发出的邀请，问题只在，那些习惯异文化探险的人类学家们，是否有勇气与智慧，接下这个英雄帖。
（文/邓文初；编辑/胡子华；原题《鬼灵的邀请：兼论人类学本土资源的解读问题》；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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