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给我下跪，只为一张火车票
又是一年春运到，但是今年的春运与往年却有些不同。2008年，我们祖国发生了太多太多，有让人自豪的北京奥运，也有让所有中国人痛心的512大地震。春运于2009年1月11日正式拉开序幕，在随后的四十多个日日夜夜里，我将用我的文字和镜头记录下极重灾区绵阳的春运。天黑了，这个时候的绵阳火车站售票大厅内还排着长长的等待购票的旅客。我穿着厚厚的外套，仍旧觉得有点冷。风一刮，裸露在外面的脸如刀绞般刺痛。从南到北，从成都到北京，从新疆到深圳，中国所有的火车站几乎都一样。
天冷了，可以再多穿点衣服，但是如此长时间的排队等待，很多旅客双腿冻得几乎没了知觉。
但受这点苦算什么，只要可以回家。回家，一个多么平凡又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词汇！
我出生于一个铁路世家，从小在铁路边上长大，目睹了几十次世界上最大的人员流动。每年春运一到，买火车票又成了百姓最想骂娘、票贩子最急捞钱，铁路部门最会叫屈的大事了！就全世界最大的人口迁徙活动——春运而言，票源骤然紧张百姓可以理解，但票贩子的泛滥却让百姓愤慨。
今晚的月亮格外的圆，我不知道，当那些苦等几个小时已经精疲力竭的旅客看到这轮圆月，是否全身的疲惫在一瞬间就化为乌有了呢？
售票大厅外的票贩子似乎刚吃过晚饭，打着饱嗝，有气无力的小声叫卖：车票，车票，到北京的车票。
我停下了脚步，一个穿高领毛衣的中年妇女走到我跟前，“小伙子，要不要车票？”
我问：“有没有到北京的T8，后天的。”
她斩钉截铁的说：“有。”
我问：“卧铺多少钱？”
她左右环顾，说：“上铺，800。”
从绵阳开往北京西的T8卧铺价格在五百左右。我故意摇摇头，说：“太贵了，能不能便宜点？”
高领毛衣说：“不能再便宜了。”
我正好可以以价格太贵而离开。
可是我刚走几步，高领毛衣在后面说：“你去售票大厅肯定买不到，早卖完了。”
我一听，停下了脚步。
我问：“那你的票哪来的？”
高领毛衣在给我说话的同时，眼睛不停的在周围扫视，她说：“警察抓得严，票我自己排队买的。”
应该说，在原票价格上加两三百不算太过分。2006年春运期间，我的一个朋友从成都准备回宁夏银川，硬座原价一百左右。可是面对家乡的不断催促，最后他花了七百块钱买到了第二日回银川的票。
很多旅客因为买不到票，四处骂娘。的确， 火车票是从铁路系统内流出来的毋庸置疑。在稀缺资源被不完全透明配置时，当事人的支配能力往往与权力呈正相关，与行为风险呈负相关。通俗地说，售票员倒卖一张票的能力系数相当于领导倒卖数百张票的能力。但风险一个是解除劳动合同下岗，一个顶多是降职。可以想象，底层铁路员工没必要冒着被开除的风险大肆倒卖火车票牟利。他们人微言轻，做不好工作都有可能被扣奖金，可谓有贼心没贼胆。再说，凭借底层员工每人几张十几张的挤占根本不足以供应遍布各地的“黄牛党”们。
票贩子与铁路内部员工勾结牟利在现在已经极为罕见，那票贩子手中的票到底是从哪来的呢？有钱的贩子聘人排队买票，没钱的贩子就自己排队买票。从我接触的到的多位票贩子讲，现在想靠倒票赚钱发财已经越来越难了。
王伟（化名）是绵阳盐亭县的一位农民，1997年来到绵阳火车站周围开起了一家饭馆，生意红火。“我以前也不知道可以靠这个挣钱，也是看周围的人这么做，我就跟着去了。”
王伟算是资历比较深的票贩子了，他自豪的给我讲：“火车站的某某和我关系可好了。”
王伟告诉我，“那几年，和车站的内部职工合作，的确赚了不少钱。但搞这个也不是只进不出的，你想，春运一年就这么一次，平时我要花大价钱和车站的工作人员搞好关系，逢年过节请客吃饭送红包那是必不可少的。但这钱我愿花，因为能挣回来。”
王伟说这些的时候，脸上写着藏不住的满足。
我问，“那现在怎么样？”
顿时，王伟像换了一张脸，“难啊，铁路现在越抓越严，内部职工都不敢乱来了，掉饭碗的事，他们敢干吗？去年地震，家里受了灾，正缺钱修房呢。没办法，现在只得自己雇人来排队，我自己当然也要上。”
说完这些，王伟陷入了沉默。好长时间，王伟又打开了话匣子，“我现在把老婆子和家里的一些亲戚老表也叫了过来，一起排队。但执勤的警察看见排队的老是我们这些熟面孔，也要抓，这日子难过啊。”
这个时候，走过来几个民工模样的人，王伟跑了过去，又开始叫卖自己手中为数不多的车票
刘沛君也是个老手了。他笑着对我说，“我倒票的时候，估计你还在穿叉叉裤呢！”
刘沛君不是本地人，二十年前从老家河南来到成都，又辗转来到绵阳，做起了卖书卖包的小生意，“我也算半个文化人。”他说完这句话，哈哈大笑。
谈起自己当初为什么走上贩票这条路，刘沛君用六个字来概括：“要想富，走险路。”
刘沛君说，“不要看我现在有钱了有车了，但你去问问，凡是在车站做生意的，哪个不沾票，不沾这玩意，他就不用在车站这地方干了，可以换个地方嘛，还安全。告诉你吧，这些人在淡季时，做自己的生意，一旦有机会，一到旺季，那是全民皆兵啊。”
我问，“票是从哪拿到的呢？”
刘沛君说，“以前是找内部工作人员，现在自己找人排队买票。”
我问，“你跟售票员关系很好？”
刘沛君说，“车站周围倒票的不下一百个，哪个拿票的跟售票员关系不好？售票员都不是省油的灯。我就亲耳听过售票员对一个票贩子说：“喂，我那手机怎么不好使了呢？”“我家小儿子啊，今年上初中，需要用电脑了。”只要售票员一发话，你看吧，那些票贩子不是塞钱就是买好东西送上门。 ”
任何行业都存在更新换代，票贩子们也不例外。在近几年的春运里，已经开始出现票贩子的后代了。在我所采访的票贩子中，年龄最大的六十岁，最小的十五岁。
下个月才满十五岁的马亮出生在火车站附近，父母原本是当地农民，后来城市开始占地，现在马亮一家也有了自己的小洋房。马亮给我讲，他的父亲大概在80年代就开始倒票。“那个时候新火车站还没修起，在西山那边的老火车站，每年春运的时候，我爸就很少在家里了，每天都在外面倒票。”
我问，“你为什么又干起这一行？”
马亮反问我：“我不干这个又干什么，又能干什么？初中毕业后，不听话，到处惹事，前几年因为抢劫管了一年多，现在耍了一个女朋友，做什么都要钱，春运一年就一次，不抓住这个机会赚点钱，那这个年还怎么过？”
马亮还告诉我，曾经有一个农民老人给他下跪。
我有些惊异，“为什么？”
“好像是03年春运吧，那个时侯票难买得很，我手上正好有一张到北京的票，这个票和奥运会开幕式门票一样，难找到得很，我也想靠这张票挣点过年钱。那个老头一看就是一副农民的样子，有六七十岁了，背了多大个包包，他儿子好像出事了，但他身上钱又不够，只拿得出原票价的钱，但少了800我是绝对不会卖的，他一听就急了，一下跪到我面前。”
我问：“最后，你卖了吗？”
马亮说：“没卖给他，我可怜他，那谁来可怜我？！”
夜深了，我要回家了，但售票大厅的旅客仍旧执着的等待着，等待着那张可以将他们送回家的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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