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亮：我不爱你的钱 我的电影只给20个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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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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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万岁》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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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散》海报
“如果我只爱你荷包里的钱，我当然迎合你。可我不是爱你的钱，我希望你变成好一点的、有质感的观众。有一个评论家说我的电影只拍给20个人看就够了，这20个人使很多人看到。”
文、图/本报驻上海记者巩一璇、刘放
他的电影几乎挣不了钱，看他片子的观众很少，作品在大陆市场几乎空白；他宣布退出台湾金马奖，却站在街头卖票；他是第一个被法国卢浮宫收藏作品的电影导演。
2010年10月24日，第八届上海双年展在上海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云集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艺术家，台湾导演蔡明亮带着他的影像作品《是梦》首次来到大陆参展。
美术馆总共四层，蔡明亮的展厅被安排在三楼的尽头。蔡明亮穿着一身黑色毛衣，标志性的光头，脚上还是那双永远脱不下来、不分春夏秋冬的夹脚拖鞋。他双手抱在胸前，站在没有开灯的展厅里，一言不发，对于自己展区门可罗雀的情况，露出一副“早知如此”的坦然状。
“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被正确使用”
展区外放置了一排很旧的猩红色坐椅，这是蔡明亮在2007年从马来西亚一家早已废弃的戏院里搬出来的坐椅。灯光昏暗的展区内，交错放置了九排这样的坐椅，还原了戏院本身的布局。该作品曾于2007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并以300万台币的价格被台北美术馆收藏，这种革命性的电影发行方式，是蔡明亮探索出来的一条“非主流”电影之路。
坐在旧椅子上的蔡明亮这样解释这个作品创作的初衷：“我小时候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母亲忙不过来，所以是和外公、外婆一起长大的。因为和年长的人相处，自己的空间很大，也习惯孤独，电影院在我的记忆里面很像一个庙堂，每次去看都带着一种崇敬的心情。现在这种老戏院几乎已经拆除了，我希望通过这个片子，能让我们残存的记忆在现实中得到延展。”
当观众坐在椅子上观看影片时，会发现片中的椅子就是自己正坐着的椅子，这种时间空间的错乱感颇有意味。在艺术道路上一向特立独行的蔡明亮，作品风格并不符合大众审美倾向，对此，他说：“我整个的电影创作都是源于自身的生活经验，我带这个作品来就是为了展示我的态度，这次展览大概是我的作品第一次被真正的正确使用。”
“电影院不是我跟观众沟通的渠道”
1993年导演第一部《青少年哪吒》，一举成名，获得台湾电影界的关注，蔡明亮就这样奠定了他“新新电影”主将的地位，从那以后，蔡明亮获奖连连。1994年，蔡明亮凭《爱情万岁》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等；1997年，《河流》获柏林影展银熊奖、圣保罗国际影展影评人奖；1998年与法国合作的《2000年见闻》获坎城影展费比西奖；而后的作品《你那边几点》、《不散》、《天边一朵云》等都在国际影展上大有斩获。
这个在业界受到肯定的导演，在市场上异常寂寞。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过于裸露辛辣的画面，使得很多戏院不肯放映他的影片。
从2001年开始，蔡明亮开始了和他搞创作一样独特的电影发行方式——自己跑到街上去售票。在台北美术馆门口，蔡明亮跟李康生摆了个摊位，站了8小时卖了50张票。小朋友来找他签名，他告诉小朋友长大了要来看他的电影。
蔡明亮还带着他的团队去跟戏院老板谈判，跑校园巡回宣传，做包场放映……这些举措使得戏院渐渐开始接受他这种“慢不拉叽”的影片。
这样独立作坊式的办法毕竟不能大范围操作，在这个过程当中，蔡明亮渐渐明确了自己要走的路，“我慢慢发现电影院不是我跟观众沟通的渠道。”
从大学时开始创作舞台剧的蔡明亮，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编剧做电影创作，曾经也和所有电影人一样，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大银幕上被更多的人看到。然而，他在不断的尝试中，发现自己逐渐被边缘化，“怎么可能和一个巨人打架，这个系统把你归类为艺术片，还是一种不尊重的态度，认为你就是小市场，没人看的。”
“做一亿个人的生意，是很辛苦的事情”
蔡明亮的大多数影片都是节奏缓慢，人物动作缓慢，甚至没有几句台词，这让很多人不解。对此，蔡明亮回应：“我觉得人应该不断丢掉自己身上的包袱，我的个性比较向往自由，所以我希望一直丢一直丢，慢慢地就变成了现在的极简风格。”
对于蔡明亮的电影，很多人都觉得他这么多年没有变化，但在韩国釜山电影节上，韩国的影评人认为，蔡明亮的电影从2000年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只是因为他的风格很强烈，所以外在是很难看出来的。
蔡明亮在艺术创作道路上的坚持引起了电影以外领域的关注。2006年，维也纳为庆祝莫扎特诞辰250周年，邀请蔡明亮创作影片，这就是后来引起风波的《黑眼圈》；2007年，法国卢浮宫首次参与电影投资，并首次开放馆内从不公开的地窖和屋顶，这一切都是为了蔡明亮拍摄的作品《脸》。该片于2009年入围戛纳电影节，后被卢浮宫收藏。《脸》仅制作了10张DVD，以每张100万元新台币的价格销售。《黑眼圈》在参加当时那届台湾金马奖时，遭到评审的质疑，说电影的个人主义太强烈，蔡明亮当场宣布从此以后不再参加金马奖。
创作及行事风格都颇强烈的蔡明亮，对于自己的作品越来越“非主流”也愈加坦然，他说：“这是个商业挂帅的时代，大家都没有什么方向感，可是我对自己的方向感很清楚，我的作品出处不需要和别人一样，找我的都不是为了赚钱，而且如果你想做一亿个人的生意，是很辛苦的事情。”他认为电影不一定要在主流市场被看到，当它换一个地方被看到的时候，可能对观众的培养是一个新的尝试。
“人是有限的，能做的事也是有限的”
熟悉蔡明亮作品的人都知道，在他的八部电影里，永远都是一个男主角——李康生。这个高中毕业后参加大学联考落榜的男生，自己打工赚取补习费，一天在电玩游戏室被路过的蔡明亮发现，从此踏入演艺圈，而他出演的每一部影视作品，也都是蔡明亮的电影。除此之外，蔡明亮几个御用班底，台湾女演员杨贵媚、陆奕静，台湾男演员陈昭荣，几乎就是这几个人换来换去地演。有人疑惑，老是拍这么几个人不会拍腻吗？不怕观众看腻吗？
“我觉得人是有限的，能做的事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不太发展主流的价值观，我从来没想过我要成为一个说故事的人，我要拍越来越厉害的作品，我只想拍我感兴趣的东西。”这个对“追着世界跑”没有兴趣的电影导演，笑称自己已经差不多要进棺材了，不用在乎那么多外界的看法。他认为自己被命运安排为一个做创作的人，就应该要珍惜这个位置，这是他的任务，所以就尽量自由地去发挥这一块。
拍《脸》的时候，蔡明亮的母亲刚过世，他看着她，跟家人说“妈妈要走了，不要吵她，心里诵经，不要出声”。“那一刻我看到一个生命的庄严，呼吸从急促到缓慢再到急促，最后就像一个油灯，油尽灯灭。我几十岁了，再重新看我的创作，我的人生真的是镜花水月。像我这样一个导演，走了十几年，都在街上卖票，所以我很珍惜当下的状态，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永远拍不到了。”
“你不能怪我没有去做冯小刚”
蔡明亮的影片总萦绕着深深的怀旧情绪。老风俗、老歌、老电影，这些濒临消失的文化常常出现。他最迷恋的场景之一是老电影院，《你那边几点》里有电影院的场景，《不散》更是发生在电影院里的故事。那些孤独的人隐藏在暗处，任影像与时间一起飘移。而获得了创作自由的蔡明亮本人也处于自我的孤独中，没有在大银幕上出现的作品都进了美术馆和博物馆。但蔡明亮本人却不认同旁人对他的作品做出“曲高和寡”的评论。“我的作品进博物馆绝不是高调，而是更加平民化，那个门敞开得更大。”因为博物馆的档期一般都有两个月甚至半年，是电影院不能比拟的。
在国外多次参加影展的蔡明亮，对于欧洲的艺术片待遇羡慕不已，他说在欧洲的戏院可以看商业片，也可以选择看伯格曼的艺术片，那个环境提供了观众选择的可能性。
在被问到这么多年觉得自己的付出和收获是否平衡时，蔡明亮的回答很戏谑，"这个市场上已经有冯小刚了，我不做会有别人来做，你不能怪蔡明亮没有去做冯小刚。"蔡明亮认为，他坚持电影创作是手艺活，"我从来没有用过一个特效镜头，看上去很特效的镜头其实都是等出来的，比如一朵彩云的变化、一只蝴蝶的飞舞，等的过程很漫长，但等出来的那种生命力是非常感人的。"
对话
爬出市场的陷阱
广州日报：李康生哪一点打动你？
蔡明亮：1991年我拍单元剧《小孩》的时候，去街上找人客串角色。在开拍前一个礼拜，我遇到李康生。他的样子很吸引我，跟他讲话很有趣，他反应很慢，但好像又不是慢，是思考比较久才回答，这是他的个性。我问他要不要来演戏？他不回答，只是盯着我看很久，然后写下电话号码给我，我们就这样开始合作了。
广州日报：合作那么多部戏，你们对彼此的认知不仅仅是导演和演员这么简单吧？
蔡明亮：我们的关系很特别，小康像我的父亲，很内敛，很沉默，又有点固执，连抽烟的姿态都像我父亲。对他我觉得有点像移情，总是想了解他。我真的希望能拍到不能拍为止。
广州日报：没有拍腻过？
蔡明亮：你会对你妈妈很腻吗？我觉得我们腻的概念还是主流的概念，它卖不卖钱，观众喜不喜欢。你要看刘德华有刘德华，你要看新脸孔也有新脸孔嘛，对不对？
广州日报：李康生在采访中说拍你的戏好累。
蔡明亮：每个人拍我的戏都很累，我自己拍电影也很累，创作很累，要做好很累。所以我说观众要有个心态，就是没有容易的事情，容易的就是骗你钱的事情，只是要你的钱而已，它并没有要改变你，最好你不要改变。现在有很多流行文化，打电动，FACEBOOK，为什么流行？因为很容易嘛。
广州日报：不少作品不能在影院上映，会觉得很可惜吗？
蔡明亮：电影一定要在市场中被消费吗？一定要在影院里面上映吗？一定要变成DVD吗？这已成为一种制式了，因为这种模式长期都是固定的，所以你的创作是被限制的。比如你要放到电视上你就不能有裸露，你就不能讲什么议题。当你要符合大众口味的时候，你就没有了创作的自由。所以我就必须要放弃一些东西，比如我要放弃大众市场，我才有自由，这个概念我很早就形成了。有些东西别人去就好了，我不用去。我没有去那个市场，那个市场不会缺少电影，当那个市场需要艺术创作的时候，我才能去。
广州日报：最早拍电影的时候，总是希望在大银幕放映的吧？
蔡明亮：对，每个人都这样想。可是久了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陷阱，它使你越来越被约束，你需要从这个陷阱里面爬出来。我也听流行音乐，我也看流行电影，我知道这个大环境是怎样的。只是我的个性让我感觉到不舒服，感觉到被捆绑。我要挣脱这个东西，做我一辈子都要做的事情。
广州日报：可是这样的自由，会让你有独行侠的孤独吗？
蔡明亮：这就看你要什么了。我举个例子，你要你爸爸妈妈赞美你，因为你迎合了他们，还是你做了一个自己的事情，你爸爸妈妈觉得说，哦，他有他的想法，他的世界是不同的。我常对观众讲，我连我爸妈都不管了，我干什么管你们。可是我爱我爸妈，我也爱观众，就是因为太爱他们，所以我想改变他们。如果我只爱你的钱，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你觉得如果我只爱你荷包里的钱，我当然迎合你。可是我不是爱你的钱，我希望你变成好一点的、有质感的观众，这个世界才会比较正常。有一个评论家说我的电影只拍给20个人看就够了，这20个人使很多人看到。
广州日报：在您的作品中，有很多静止缓慢的镜头，很多同样的场景和空间，为什么这么处理？
蔡明亮：在这么多年的创作中，我发现如果我的镜头一直对着一个人，我才能看到他的变化，如果我只当他是一个消费品，那他不需要有变化，只要换一个新脸孔，观众喜欢就好了。到后来你会发现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没拍到，只是做了一个商品而已。那如果我老是拍一个人的话，这个人就会变老，会变丑，会变胖，会有很多生命的挣扎在里面，你不希望他丑，不希望他老，不希望他胖，但它的确是会的，一直在发生。
广州日报：印象最深的一次参展经验是什么？
蔡明亮：大概是第一次参加国际影展，东京影展，当时是张国荣做评审给我颁的奖。很遗憾，我们后来也没有合作过。
不只迎合大众的电影导演们
贾樟柯，男，山西汾阳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在校期间组织了“青年电影实验小组”，由此开始了他的电影实践。1995年拍摄第一部57分钟的短片《小山回家》得了香港映像节的大奖。被誉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在大量中国电影沉沦于虚无缥缈的非现实主义题材的时候，贾樟柯对中国现实的强烈人文关注显得尤为可贵。从《小武》发端，到如潮好评的《三峡好人》，贾樟柯的影像世界正在逐步成为理解中国的一种特殊方式，亦在重新诠释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
李杨，1959年生，陕西西安人，1985年考入广播学院导演系。2003年完成电影处女作《盲井》，该片获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第5届法国杜维尔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影评人、最受观众欢迎等五项大奖。影片讲述了一个发生有关人性的故事，两个生活在矿区的闲人靠害人赚钱，他们先是将打工者诱骗到矿区，然后将打工者害死在矿井下，并制造事故假象，再作为死者家属向矿主索要赔偿，他们一次次得手，金钱似乎已经让两人丧尽了天良……但在一个小男孩成为他们的目标之后，其中一个谋杀者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在施害与保护之间他难以取舍，最后自杀在深深的矿井下。
路学长，北京人，生于1964年6月25日，1985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在校期间拍摄有短片《代价》、《孩子和苹果》、《荒草地日记》、《玩具人》等。 现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卡拉是条狗》是路学长的第三部故事长片。老二是个普通工人，他养了一只宠物，一只名叫卡拉的狗。但是在他上夜班的晚上，没有狗证的卡拉被公安局带走了。于是接下来的一天，老二得为了他的小狗——或者为了他自己的存在意义，奔走在寻狗与筹钱的道路上。通过狗来说的这个关于人的故事，有种种让人心酸之处，甚至还引发人思考社会问题与尊严问题。
张元，1963年出生于南京。1985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90年，张元自筹资金独立完成影片《妈妈》，成为该届电影学院毕业生的第一部作品。1991年该片获准参加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荣获评委会大奖和公众奖。张元执导的第二部影片《北京杂种》也是一部独立制作的影片，影片获取1993年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2003年，执导《绿茶》。2005年，执导《看上去很美》。2007年，执导电影《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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