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专访：不会演戏的编剧不是好导演
“我觉得从导演角度来说，什么都不应该当卖点。我一直觉得作为导演、作为演员、作为编剧不应该过多地想这些，想这些是很危险的，会把这事儿弄得很廉价。卖点是制片人的事儿。导演不应该想这个，就像一个厨子，你在厨房里老想着外面卖了多少钱，这饭是做不好的。”◎舒可文
三联生活周刊：首先得祝贺你，《让子弹飞》有不错的票房。据说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将过百亿元，尽管如此，在我们的电影市场上，电影的趣味和种类还是比较单调的。你不觉得吗？
姜文：这事儿你不能要求种类本身，你得看国民和电影人是不是具有那么多的个性，他们有多少种个性，才可以拍出多少种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国民，也就是观众，在这里是相对被动的吧？
姜文：咱这么说吧，电影人产生自国民，对吧？他们不是独立存在的。如果整个国民的个性单一，电影人的个性又怎么能丰富呢？所以我们不能单单强调电影的种类，而是得看电影人本身的个性是不是具有那么多。电影人本身的个性多少，跟母体——国民的个性有关系，所以这还跟社会的形态有关系。在这方面，不能跟好莱坞比。
三联生活周刊：不跟好莱坞比？好吧……
姜文：不是，我这话您别误会。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从志向上来说是可以比，而且还必须这么比，否则你就迷失了方向。我之所以说不要随便比的原因是，我怕这个手段上和战术上没跟上。你可以战略上藐视纸老虎，但你也得有那么多枪，你得有那么多训练有素的部队，否则就成一句空话了，这不成。毛泽东说“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他说话是比较有逻辑性的，他把这事儿分成两方面来说，这是很对的一句话。
你不能是“大跃进”那个想法，说：“明儿我就超它！”这就有点儿说横话了。你还得耐得住性子慢慢来，说我们用一两百年(来超越好莱坞)，这还比较实际。
好莱坞，我的理解是它其实不是美国，全球各地的人都被吸引到那儿去混，它本身那种个性也好，不同个性的来源也好，自然就给它带来了那么多品种。它是全球性的。首先它有全球的市场，这也得益于多年来的英语市场的称霸，而且除了可以在英语市场上放他们的片子，在非英语市场上人们也可以接受。
三联生活周刊：咱不跟它比着说。就说跟我们的国民、观众需求比，你觉得中国电影的现状是什么样？
姜文：其实我看得很少，只知道个大概齐，我又不是研究电影的，这事太搭工夫。另外，如果你知道电影这么单调，但还可以拥有市场，那这事儿吧……说来就比较容易伤众。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说，中国的片子你看得不多？
姜文：外国片子我看得也不多，这几年中国片儿、外国片儿我都看得少。我就看维尼熊、跳跳虎了，我老得陪我儿子看动画片儿。你也看过吧？
三联生活周刊：是，陪闺女看的。你刚才说到不能弄“大跃进”，得慢下性子，你就是这么干的？好几年一个电影，是不是从你的剧本开始就要磨太长时间？
姜文：也不是，我要……怎么说呢？总的来说，我干活儿的速度是快的，我也不是在那儿死较劲的。我之所以强调慢慢磨，是针对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恶习来讲的。别的我控制不了，但是在我的团队里面，我希望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稍微正常一点儿，而环境是不正常的。
三联生活周刊：环境的不正常主要是种种豆腐渣工程？
姜文：马马虎虎、坑蒙拐骗、乱七八糟嘛。这个不用我说，上海的楼子烧死人了，中央台的楼也着了，这都是马马虎虎、稀里糊涂、投机倒把。
这东西让我挺痛恨的。我觉得你可以不干，但你别蒙事儿。蒙事儿，我觉得让我瞧不起和愤怒，甭管他最后能混成多大的人物，(只要)我知道他有这么个恶习，我就不喜欢，我不希望我做的事儿是这样的。但我也不是说没限度地在那儿磨。
三联生活周刊：比如说《让子弹飞》剧本，从小说《盗官记》来，你怎么改编的？
姜文：马识途那小说集叫《夜谭十记》。我们从其中一篇《盗官记》里面抽出故事的一个筋儿——或者是叫核儿、头儿——改编的。
三联生活周刊：改了两年？
姜文：是这样的，其实它是重叠的来算啊。我是两年半以前，2008年的7月1日，见到马识途，从那天开始到影片上影院就一直没停过。就是说，7月1日，我买了小说，然后改编，然后拍摄，然后后期，然后混录，然后直接进影院，就直接通过去了。剧本在拍摄的过程中，还有3到4个编剧不断地在修改，但是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装修的活儿了，动静儿就不是那么大了。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我听说即使是装修阶段，你的动静也不小。你要求它是什么样儿的？
姜文：我其实没有具体要求。这里面确实有这样的一些对话，比如，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会说：“老姜，其实可以拍了，行了。”我说：“还不行。”
三联生活周刊：“还不行”在哪儿呢？你不是有120个纸条吗？
姜文：因为有些地方，我觉得好像还有点儿马虎，如果就那么过去，它说服不了我。我当时这么设计，得先设计好若干个桥墩子，比如从头到尾有这么120个桥墩子，然后上面得铺上桥板，然后我就能飞奔过去了，不至于摔下来。这桥墩子在头半年的时候，就已经说明白了，就是这儿会发生什么、那儿会发生什么，也就是他们传说的120个纸条儿，这确实有。我当时做的就是120个，就是记事卡片，钉在那个黑板上，其实是白板。
三联生活周刊：这120个纸条儿上写的什么？
姜文：是这样的，我说我准备拍一个120分钟的电影，《盗官记》。然后呢，把故事分出了12段，一溜一溜摆出来，一溜10分钟，这10分钟的每分钟里大概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有时候一场戏不会在一张卡片里完成，比如说“鸿门宴”那场戏可能得10张卡片，甚至20张卡片来完成，那戏长嘛。
这都是桥墩子，从这个墩子到那个墩子，你是跳不过去的，必须得铺上合适的情节、合适的人物、合适的台词，你才能“唰”一下过去。在这个时候，我们工作了差不多得有一年的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桥墩子，也就是故事轮廓，你更在意，还是铺桥板子是更细的活儿了？
姜文：铺桥板子的时候，会发现这墩子的位置不对，你还得往那边挪挪。当然我是最后一个说“行了，咱们可以拍了”，在这之前几乎每个人都说“行了，能拍了”。但问题是我拍，我就得弄明白，我才能拍。
确实到开拍前，好多事儿还没弄明白，比如“鸿门宴”那场戏，拍的时候，我觉得又有点儿长又有点儿说不清楚，要说清楚这些事儿又不能短。我跟编剧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说，那你要说清楚这么多事儿，咱就得长，得3个小时了。我说不行，就得说这么多，还不能那么长。他们说“这他妈有点儿累，有点儿麻烦，几乎不可能”，我说，我能看见这场戏，所以我才能知道现在这种情况是不对的。他们说“你怎么看见的”，我说我不知道，虽然我是看见听见了。比如说，我看见周润发张嘴了，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然后到我了，又到葛优。但这话从我到葛优，这中间儿，这个话没过去，不行啊。这么说吧，假如我希望通过踩我一脚，再踩周润发一脚，到葛优那儿一下就能弹起来，跟三级跳板似的。
有时候我能看见那场戏是那么发生的，能身临其境看到，我右边是周润发，左边是葛优，然后这句话是怎么说，那句话怎么说，但是没有完整把它弄下来，“嗖”一下我就回来了，跟做白日梦一样。我得把这个说清楚，有一点儿虚虚实实的感觉。然后大家伙儿就得不断地来磕，有时候突然找到一句词儿，就能把这场戏带起来。
三联生活周刊：《让子弹飞》的对白，话赶话确实是对故事有带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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