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收了三五斗---重庆教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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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委的办公楼对面的停车场，横七竖八停着乡村里进城来的摩托车、自行车、助力车。车上一般都坐了两个人，把轮胎压得很瘪。教委的大门口上去是仅容两三个人并排走的楼梯。教委办公室就在三楼。朝晨的太阳光从铝合金门窗斜射下来，光柱子落在办公室外面晃动者的那些教书匠上。
那些教书匠大清早从四面八方赶来打听消息，到了教委，气也不透一口，便找到教委领导占卜他们的命运。
  “公务员人均17000，教师没有！”领导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啥子？”教书匠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上个月，你们不是说教师有14000么？”
  “17000块也说过，不要说14000块。”
  “哪里有变得这样快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各处的小道消息象潮水一般涌来，说不定今后连13个月工资就没了呢”
   刚才犹如开F1似的一股劲儿，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今年国家照应，政策好，当官的也经常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一年有这么14000的津贴，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
    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
   “还是不要教书的好，我们回去在家里喂猪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大腹便便的领导冷笑着，“你们不教，就没人教书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毕业生，本科生不够，专科生又有都还有剩的了。”
本科生、专科生，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不教已经教了一辈子的书，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教呢？买房欠下的债是要还的，还有子女教育，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
   “我们到重庆去教吧，”在重庆，或许有比较好的命运等候着他们，有人这么想。
    但是，大腹便便的领导又来了一个“嗤”，挥舞着手中的中华烟说道：“不要说重庆，就是广东去也一样。只是，这是政策性的东西，今年的教师没有津贴。”
   “到重庆去教没有好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这里到重庆要考试、面试，知道他们要我们交多少报名费！就说依他们说的交钱，哪里来的这么多现钱？”
   “领导，能不能帮教师多少争取一点？”差不多是绝望的声气。
   “多少争取一点，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你们要知道，这次工资改革，教师是最大的赢家。我都不好意思去为你们争取，去了肯定要被批评，就是说替你们白挨训，这样的傻事谁肯干？”
   “津贴一点没有也太不对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明明教师法规定教师待遇不得低于公务员，你们教委的人也说过的，教师有14000，我们想，今年总该有一万多块吧。哪里知道一分钱没有涨呢？”
   “领导，要是有你们所说的14000就心满意足了。”
   “领导，教书很辛苦，你们行行好心，发点补助吧。”
    另一位领导听得厌烦，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扔到街心，睁大了眼睛说：“你们嫌工资低，不要教书好了。是你们自己要教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罗嗦做什么！我们教委有的是权，你们不教，大把的人等着教。你们看前不久招聘几十个农村定向教师，几百人报名呢！”
    三四个教书匠从楼梯下升上来，教书匠里面是表现着希望的酱赤的脸。他们随即加入先到的一群。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的教书匠的肩背上。
   “听说没有，津贴到底多少钱。”
   “没戏了，教师一分钱没有！”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神色。
   “啥子？”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会儿又进裂了三四个。
    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然而书还是要教的；而且命里注定，只有听从教委的管理，因为贫寒的老师还是离不了那一点点可怜的工资。
    在教师法是否具有权威辩论之中，在公务员的实际收入是否减少的争持之下，结果停车场的车越来越少了；教书匠朋友把自己多年心血献给了教育事业，得到的只是重庆市对义务教育的一点补贴。”
   “领导，什么时候才能领到钱啊？”工资要经过人事局、财政局、教委几道手续才能到教书匠手中，好象又被他们打了个折扣，怪不舒服。
   “乡下土包子”夹着一枝中华烟的手按在键盘上，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镜上边射出来，“钱早晚会发给你们！不会少你们一分钱的。补贴发放是要经过一定程序的，你们慢慢等到起！”
   “那末，只有指望学校发点钱了。”从历年的经验上来看，年终的时候，总有百把块钱的教学奖。
   “敢！”声音很严厉，左手的食指强硬地指着，“这是公用经费，你们敢乱用，可是要想挨处分？”
    发点钱得挨处分，这个道理弄不明白。但是谁也不想弄明白，大家想了想今年还有没有余钱过年，又彼此交换了将信将疑的一眼，便心有不甘地离开了教委大楼。
    一批人咕噜着离开了教委，另一批人又从楼梯口跨上来。同样地，在办公室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赶走了今年以来那14000的诱惑所带来的快乐。
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教书匠朋友今天进城来，原来有很多的计划的。生活用品用得差不多了，须得买十包八包回去。各种教辅用书也要带几本。蔬菜、肉类什么的在乡下卖得贵，如果在城里的超市里买就会很划算。陈列在橱窗里的品牌服装听说在打折，女人早已眼红了好久，今天进城就嚷着要一同出来，自己一套，儿子一套，都有了预算。有些女人的预算里还有化妆品。难得今年政策好，工资也听说随着公务员一起上涨，让一向捏得紧紧的手稍微放松一点，谁说不应该？房款，子女的学费、生活费，大概能够对付过去吧；对付过去之外，大概还有多馀吧。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有些人甚至想买一台电脑。这东西实在怪，可以看电视，听说还可以在BBS上发贴，比起电视来，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他们咕噜着离开教委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该到袋里的一叠钞粟没有半张飞了腰包。年关将至，还要添补上不知在哪里的多少张钞票买点年货勉强过年，这要回家与老婆商量了才知道。
    输是输定了，马上回乡下去未必就会好多少，在城里走一转，买点东西回去，也不过在欠账上加上一笔，况且有些东西实在等着要用。于是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簇，拖着短短的身影，在名豪广场周围溜达。嘴里还是咕噜着，复算刚才得到的代价，咒骂那黑良心的领导。女人臂弯里钩着包包，或者一只手牵着小孩，眼光只是向两旁的店家直溜。小孩给路边的游戏机、肯得基、玩具店勾引住了，赖在那里不肯走开。
   “小弟弟，好玩呢，小车车，买一个去，”故意作一种引诱的声调。接着是--嘟嘟嘟。
    好吃好吃好吃，“佳乐士刮刮叫，鸡翅一只8元真公道，老师，带娃二吃一只去吧。”
    几家品牌的伙计特别卖力，不惜工本叫着老师，同时拉拉扯扯地牵住老师的皱西装，他们知道，老师难得逛一回商场，这是不容放过的好机会。
在节约预算的踌躇之后，老师把积攒多日的钞票一张两张地交到店伙手里。生活用品之类必需用，不能不买，只好少买一点。波奇屋的鞋子价钱太“咬手”，不买吧，还是在报国商业城随便买双就是了。衣服呢，预备买两套的就买了一件，预备娘儿子俩一同买的就单买了儿子的。SK-II什么的拿到了手里又放进了橱窗。小汽车、手枪什么在小孩手里刚玩上，给爷老子一句“不要买吧”，便又脱了下来。想买电脑的的简直不敢问一声价。说不定要五六千吧。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买回去，别的不说，白发苍苍的老爷子老娘亲就要一阵阵地埋怨：“猪肉这么贵，你们却贪好耍，花了几大千买这些东西来用，今年过年吃什么？你们看，我们这么一把年纪，谁用过这些东西来！”这罗嗦也就够受了。有几个女人拗不过孩子的欲望，便给他们买了最便宜的变形金刚。变形金刚的腿臂可以转动，要他坐就坐，要他站就站，要他举手就举手；这不但使拿不到手的别的孩子眼睛里几乎冒火，就是大人看了也觉得怪有兴趣。
     教书匠们还打了一瓶老白干，向卤肉店里买了一点肉，回到广场的长凳上，几个凑着一堆便坐着开始喝酒。小孩在宽阔的广场上打打闹闹，又拣起各种东西来玩，惟有他们有说不出的快乐。
     酒到了肚里，话就多起来。这个学校的，那个学校的，落在同一的命运里，又在同一的长凳上喝酒，你端起酒碗来说几句，我放下筷子来接几声，中听的，喊声“对”，不中听，骂一顿：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泄。
    “教师一分钱津贴也没有，真是碰见了鬼！”
    “去年教师工资低，没津贴，今年还是工资低，还是没津贴！”
    “今年物价涨的太厉害了，去年猪肉只卖几块钱，还能灌几十斤香肠呢。”
    “我儿子成绩又下降了。唉，教书匠教不好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那么认真教书呢，你这猪脑壳！我们要将孩子培养成才，宁可教学成绩差些，让他们扣奖金！”
　　“也只好这样了，将学生培养成才了，还不是人家的命好，贪图些什么，难道贪图学生给我们发津贴！”
    “教书真个寒心！”
    “辞了职打工去吧。我看打工的倒是满可以的。”
    “打工去，各种摊派可以赖了，各种培训费、考试费也不交了，好打算，我们一块儿去！”
    “谁出来当头脑？他们打工的有几个头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听头脑的话。”
    “我看，到深圳去打工也不坏。我们村里的小王，不是么？在深圳什么厂里做工，听说一个月薪水有七八千块。七八千块，相当于几个老师呢！”
“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金融危机之后，好多的厂关了门，小王在那里做叫化子了，你还不知道？”
     路路断绝。一时大家沉默了。酱赤的脸受着太阳光又加上酒力，个个难看不过，好象就会有殷红的血从皮肤里迸出来似的。
    “我们年年教书，到底替谁教的？”一个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疑问。
     就有另一个人想起了教委大门口那“富国强县，教育优先”的横幅，就说：“就是替教委教的。
     我们吃辛吃苦，摸里贪黑，把学生教了出来，当官的嘴唇皮一动，说‘教师没有’就把我们的油水一古脑儿整没了！”
    “教委能帮我们争取一下那就好了。凭良心说，一年一万的津贴差不多了，我也不想多要。”
    “你这哈******，在那里做什么梦！你不晓得么？他们教委的是公务员的，他们自己有钱就行了，不肯替教师说话。”
    “那末，我们的教书的也有尊严，为什么要歧视教师？为什么不按照《教师法》办事？”
    “我刚才在教委里这么想，关键还是要将自己的孩子教好，让孩子出人头地，自己往后没得饭吃，就去吃孩子的！”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网着红丝的眼睛闪烁着一丝幽怨。
    “真不把教师当人看，惹毛了，老子们罢课！老子不怕犯王法的！”理直气壮的声口。
    “最近，听说渝北、黔江、秀山、江津、永川、江北教师都在行动！”
    “教委是早有预防的。”
    “今天在这里乱说，说不定也会秋后算账的，谁知道！”
     牢骚的谈话当然没有什么议决案。酒喝干了，饭吃过了，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家。
     城市的街头便冷清清地刮着寒风。
     第二天又有一批老师或走路或坐车来到教委咨询。城里便表演着同样的故事。这种故事最近常常表演着，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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