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杰克逊北京演唱会流产之迷

puhan

“当时，主管部门给我们的口头答复只有四个字‘弊大于利’，我们并不意外，因为北京已经做好准备，但中国还没有。”
　　“北京工人体育场内一片漆黑，4万名歌迷屏住呼吸。熊熊烈火突然在舞台中央燃起，10、9、8、7……一个黑色身影从七八米高的火焰底部腾空而上，背景音乐缓缓响起，台下传来震耳欲聋的呐喊:‘迈克尔，迈克尔……’”

　　这样的一幕曾被期望在1993年9月22日晚上演。

　　这一幕最终没有出现，中国拒绝了杰克逊。

　　北京需要杰克逊

　　1991年，33岁的杰克逊推出专辑《危险》，创下3100万的销售神话，他趁热打铁，展开“危险之旅”世界巡回演唱会，但北京却不是其中一站。

　　1993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13个年头。西方流行文化，早已被中国的年轻人恶补数遍，如日中天的杰克逊拥有大量的中国粉丝。

　　杰克逊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没有中国站，让赛特文化发展公司(以下简称“赛特”)的老总黑子觉得十分可惜。黑子本人也是杰克逊的歌迷，“当时他在全世界的那种震撼力是没有人能超越的，尤其他如果能来中国的话，我觉得当时是没有比这个事情宣传中国更好的事了。”

　　1993年，塞特正式向杰克逊发出在北京举办演唱会的邀请，很快得到杰克逊团队的热情回应。

　　“我们的很多歌手都在模仿他的歌声和舞步。他来不来，对中国的影响你都挡不住。但是他来了，会带来西方对中国正眼的、文化视点的关注，可能会扭转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看法。”张扬说。作为赛特的文案，他是当年邀请杰克逊来华演出的深度知情者。

　　赛特上下不到20个人，从司机、后勤到文案，清一色都是杰克逊的粉丝。“请自己最喜欢的歌手，到自己最喜欢的城市里，其实是为了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张扬说。

　　1985年，还在北京三中念高三的张扬就迷恋上了杰克逊。他的同学中有许多是外交部的子弟，父母经常能从国外寄回一些杰克逊的录影带。“一放学，就去同学家看。谁要是能模仿杰克逊的舞步，在学校得到的追捧不亚于现在的一个艺人。”

　　曾经遥不可及的明星，如今近在眼前，那种兴奋的感觉，张扬至今还记忆犹新:“平常一直爬香山，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站在了珠穆朗玛峰的脚下，而且所有的条件都告诉你可以继续往上爬。”

　　1993年春天，张扬到赛特上班的第一天，全公司的人都在为杰克逊北京演唱会忙乎，那时，同事们都管杰克逊叫“迈寇”。张扬接到的第一单活，是将美方传来的160页演唱会合作预案翻译成中文。

　　他请来英文熟练的圈中好友黄烽操刀，但对杰克逊同样痴迷的黄烽却仿佛看到一本天书，后勤保障细到连舞台搭建所需的铁钉等辅助材料都有严格的规格，而令黄烽最难忘的一个细节是:化妆间入口处，应摆放恒温25摄氏度的依云矿泉水，并由厨师不间断制作恒温25摄氏度现榨的鲜橙汁以备杰克逊随时饮用。如果北京没有，一律从美国空运。


　　那时候的中国市场上，还没有这种法国奢侈品牌矿泉水，黄烽根本不知道“Evian”该怎么翻译，张扬发动全公司人都去查，才知道是个法文单词。

　　没有电脑，7天7夜，黄烽用手抄翻译出了这本至今令他和张扬受用的演出“圣经”。可惜的是，十多年过去了，那个顶级标准还是无法派上用场。“现在的中国市场还是接不了这么大规模的演出。”黄烽说。

　　一路绿灯

　　从一开始，黑子就知道，这注定是一场豪赌。

　　且不说1500万美元的成本能否收回，最令人担心的是，在杰克逊之前还没有外国艺人在中国演出过，文化部能给演出批文吗？

　　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态，黑子开始了跟杰克逊演艺事务集团长达半年的谈判。美方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让黑子十分为难——在天安门广场等有中国标志性意义的场地举办。

　　在杰克逊的世界巡演中，选择广场作为演出地再正常不过，莫斯科的红场、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曾留下过他的足迹。但在中国，没人想过在天安门举行场商业演唱会，黑子向美方解释说:“天安门广场在中国是政治活动中心而非文化活动场所。”

　　黑子给出了午门广场、太庙、天坛、工人体育场四个替代场地，对方最终选择了当时中国最豪华最庞大的工人体育场，但要想说服工人体育场的管理者并不容易。

　　当时的工人体育场堪比现在的鸟巢，三年前，这里成功举办了亚运会，可从来没有举办演唱会的经验。管理者担心草坪会被破坏，希望赛特先预付100万人民币的押金。

　　一旁的美方人员告诉他们其实不必担心，去租一些塑料啤酒箱垫在上面，草坪就可以透气，不会枯死。“而当他们得知演唱会的主角是杰克逊后，突然表示可以考虑免除押金，并立即上报主管部门。”张扬说。

　　美方的第二个要求比第一个突破起来更加顺利。

　　杰克逊的演唱会器材最少需要三架C-130大型运输机，希望中方单独开辟一条名为‘迈克尔·杰克逊北京之旅’的专门航线。张扬没有想到，在国家空中管制相关部门的协调下，主管机构竟然同意了赛特的这一申请。

　　“现在想起来很正常，就是一个专机航线，但在当时确实有些匪夷所思:哎哟，怎么可能？！”张扬说。

　　不可能的事还发生在北京奥申委身上。既然不是为了挣钱，双方都希望把演唱会定在一个特殊的日子，发挥它宣传中国的最大效应。而1993年9月23日，奥申委在摩洛哥的蒙特卡罗，竞逐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并且志在必得。

　　赛特想到了这个特殊的日期。双方约定把日子定在申奥前夜，届时在演唱会现场，杰克逊将通过参与实况转播的330多家电视台，呼吁他的全球歌迷与他一起支持北京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

　　对于赛特的这一想法，中国奥申委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只是没有站到前台。“那样会变成一个政府行为，这样杰克逊在美国面临的压力就更大，因为他选择了北京，在那个年代，西方不希望中国有机会展示自己。”张扬说。

　　进展比想象中要快。1993年5月，在西班牙的世界音乐大奖颁奖礼上，杰克逊宣布了他9月来北京举办演唱会的消息:“Got to be there！”，并在其后的两个月不断向北京释放出善意:将百事可乐赞助北京演唱会的1500美金捐给包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内的五家中国慈善机构;将邀请斯皮尔伯格等十位奥斯卡获奖导演，每人拍摄一部宣传北京的电影短片，所需制作费由他个人承担……

　　在张扬看来，杰克逊对中国的热忱，带有些偏见压力下的同病相怜。

　　“杰克逊的潜意识中，认为中国不应该是CNN、BBC上的中国，他要亲自看一看这个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他坚信世界的偏见可以被改变。”张扬说，当时杰克逊对北京的期待，远远大于北京对他的期待。

　　对于美方，中方是有求必应，对于中方的担心，美方也很配合。美方承诺，中方只需保证每个步骤的执行和拿到批文，无需给杰克逊支付任何费用。因为电视转播收入归杰克逊公司所有，光这项费用就冲抵演唱会的所有开支。美方甚至同意，如果观众不够多，中方可以自己组织观众。

　　在这次演唱会上，杰克逊还将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将“北京之旅演唱会”作为他的收官之作，结束长达一年多的全球巡演，并在北京宣布退出演艺行业。这意味着杰克逊要放弃9月初的台北之行，台北是原先“危险之旅”的其中一站。杰克逊公司承诺如果获得演出许可，杰克逊将先去香港，然后到北京，而不去台北。

　　如果在9月1日之前，还没有拿到演出许可，杰克逊将直接从美国飞往台北。

　　北京还是台北？

　　7月底，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就等中国官方的一纸批文。

　　

　　“执行审批手续的文化部其实做不了主，他们说要送到上级主管部门，等待更高层的答复。”张扬和他的同事并不知道送到哪个层面，那就干等吧。

　　接下来的一个月，所有的人都在公司里待着，期望奇迹有一天能来敲门。“当时，只要电话铃一响，所有人都奔着电话而去，像神经质一样。”

　　电话里充斥着各种询问。记者们问，到底有没有戏;奥申委的工作人员问，进展到哪一步了，他们马上就要去蒙特卡罗了……已经焦灼不堪的张扬和他的同事，不得不强装镇定、不厌其烦地一一回复说:“相信我们，请继续等待。”

　　美方也没办法，只能和中方一起等。有时，他们也会打来关切的电话，善意地提醒中方，还需要他们做些什么。“你们做什么都没用了，多给我们一点时间，大家一起等吧。”张扬当时的语气里充满了无奈。

　　等得不耐烦的时候，赛特会托朋友问问文化部的人，到底他们最近在忙什么。突然有一天，文化部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想看看杰克逊的录影带。

　　这是个好消息。赛特的人马上搜集了杰克逊的演唱会，MTV、格莱美、Billboard的获奖片段给他们送去。

　　为了不引起审批者的疑虑，赛特将一些不符合中国人价值观的镜头统统删掉。“一些鬼怪的、人权的镜头，还有国外演唱会中歌迷激动晕倒的镜头，他们看了之后肯定会担心造成骚乱。”张扬说。

　　但杰克逊跳舞时的经典动作——用右手捂住私处的镜头并没有删掉。在余光看来，这可能是杰克逊大陆行流产的重要原因。余光是杰克逊“危险之旅”台北演唱会的策划人，他曾对媒体回忆说，当年他将杰克逊的有关视频资料汇总寄给大陆有关方面，得到的回复是，这一动作被认为“不符合大陆习俗”。

　　亲历事件始末的张扬并不赞同余光的说法，“原因没有余光想象得这么简单，文化部不可能仅仅因为一个动作而拒绝杰克逊。”

　　文化部显然也非常谨慎，张扬他们通过文化部的朋友得知，文化部还专门请了三名国内顶尖的音乐家“评审”杰克逊的录影带。“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有些滑稽，那三位是中国古典音乐的大师，却由他们来决定一位西方流行天王能不能来中国。”张扬说。

　　8月底，离9月4日台北演唱会的日子愈加临近，一些音乐同行不断从台北传来消息，台北演唱会筹备正如火如荼，甚至已经开始卖票了。美方给中方再次打来电话，强调北京一旦决定能办，他们立即取消台北演唱会，赔偿台北的损失都没问题。

　　张扬预感到，事情已经不可逆转了。

　　文化部的口头答复在杰克逊台湾演唱会结束数日后才通过电话传来——

　　简短的四个字蕴藏了无尽的智慧。

　　“主要不知道杰克逊来了之后，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杰克逊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在那个年代，他给一个社会带来的冲击谁也没法想象。在一个相对不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外部环境下，让一个不可控的事情发生在中国，那太可怕了。何况他们也会从别的渠道看到杰克逊在莫斯科红场上的演出资料。”张扬事后分析说。

　　1993年9月23日晚——这是原本确定的杰克逊北京演唱会的第二天——另一个坏消息传来，北京首次申奥以两票之差惜败悉尼。“其实，我们一直认为能够扭转这个局面的，就只有杰克逊演唱会。”张扬说。

　　流产之后

　　杰克逊和中国失之交臂的1993年，是一个西方艺人和一个东方古国发展的分水岭。

　　损失最惨重的是赛特，为了筹办杰克逊的北京之旅，这家公司几乎倾其所有。“那几个月，公司放下了所有业务，所有人都为这一件事忙，那时候是不计成本，所有挣来的钱都去填这个窟窿。我们去美国，他们到中国，都得花不少钱，起码有上千万人民币。到1994年底，赛特的账面上亏损80多万人民币。”张扬说，不要忘了，1994年前，赛特曾签了一大批像那英这样的顶级艺人。

　　此役失败后，赛特对类似的演出再也提不起兴趣。杰克逊死讯传到中国，网上流传着各种传闻，一种观点认为，当时，杰克逊之所以没能来中国，是因为要把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换成他的。张扬认为这种猜测很无厘头。

　　现在回过头去看，张扬说，他也认为，当时的时机其实并不成熟。“作为流行音乐行业的从业者，我们做好了准备，北京这座城市要借助他来申奥，也做好了准备，但我们这个国家还没有。”张扬说，在一个最敏感的年代，西方最具代表性、浓缩各种先进因素的演出放在了中国面前，流行音乐的影响和破坏力远远大于书籍和媒体。“到现在我都认为，我们主管部门是很‘认真的’。正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太认真了，使得一场商业演出承载了太多的责任，使得这场演唱会成为泡影。”

　　在黑子看来，是因为当时中国发展的速度没那么快。“一下子接受这种形式和他个人来说，确实有点承受不起的感觉，确实我们也谈得太早。要是现在的话，这个事儿一定就能成了。”

　　其实也未必。1993年大陆行流产之后，杰克逊来华的消息不断传出，直到杰克逊去世前，仍有媒体报道，杰克逊本打算在伦敦演唱会之后到中国上海为世博会助威。

　　1999年，黑子离开流行音乐行业，而张扬还在这个行业里继续打拼，那时，他就暗下决心:要接过黑子的棒，有一天，让当年的遗憾成为现实。但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令他最惋惜的是，大陆行流产之后，杰克逊曾亲自跟黑子承诺，捐500万美元在北京盖一座梦幻般的希望小学，但性侵男童案发生后，此事便不了了之。

　　听到杰克逊死讯时，张扬曾这样欺骗自己:希望杰克逊的死是一个商业演出策划，7月13日第一场伦敦演唱会上，他会从棺材中出来，给世界一个巨大的惊喜。但他知道，杰克逊再也回不来了，也再也来不了中国了，“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