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香港金像奖首个十年：辉煌表象下隐患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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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本色》中的周润发。（资料图片）
　
　《不是冤家不聚头》中的萧芳芳。（资料图片）



深圳商报记者 李佳佳

　　【编者按】

　　《论语·为政》中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在孔夫子看来，30岁似乎是一场“言志”宣言。如今，香港电影金像奖也悄然走到了30岁的门槛，并即将于4月17日晚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令人瞩目的“而立”颁奖礼。谁将在这场“三十而立”的庆功宴中胜出？成为近日华语电影圈内热议的话题。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将连续三天分期回顾金像奖30年来同香港电影之间的血脉关联。

　　站在金像奖30岁这个“拐点”上，回首香港电影的“峥嵘岁月”，金像奖的设立曾大大鼓舞了香港电影人的创作，在成立初期推进了香港电影佳片涌现，而后它也见证了香港电影的“猝死”，以及最终不得不以合拍片的方式争取“转机”。当下，香港金像奖看似在“而立之年”找到了自己的定位——鼓励本土电影的初衷不变，但却难掩“佳片难见”的尴尬。

　　让我们从它的第一个十年说起。

　　成立：

　　受“新浪潮”影响颇深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电影界涌现出一批新锐导演，有许鞍华、徐克、严浩、谭家明、方言平等。所谓“新锐”，除了指他们刚刚踏入电影圈外，这批人的年纪也都偏小，从20多岁到40多岁不等。且这些人大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又在香港电视台实战磨炼了几年后，继而不约而同地投身电影工业。这批新导演的作品风格新颖、推崇自由，媒体后来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新浪潮”。

　　“香港电影金像奖”适时而生。1979年，一份日后发展成香港电影界权威杂志的《电影双周刊》诞生。当时香港电影新浪潮风头正劲，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但却没有自己的电影节和颁奖礼。《电影双周刊》杂志组织了一群有热情的电影人进行年度优秀电影和优秀电影人的评选，并从1982年开始，与香港电台合作举办正式的颁奖典礼，此后每年一度，通过评选与颁奖形式，表扬优异的电影工作者。

　　从1989年的第八届开始，金像奖开始和政府有了合作，规模越来越大。1993年12月，“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作为一个非牟利团体，“金像奖”靠每年的电视台、电台广播版权费及海外发行收入来维持日常基本开支。

　　发展：

　　面临“搞不下去”的尴尬

　　《电影双周刊》主编陈柏生回忆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市场繁荣，但香港电影金像奖却很凄惨，当时金像奖是报刊主办的，到第六届搞不下去了，颁奖礼到的人少，资金不足，凝聚力不够……”陈柏生是1988年至1991年第十届至第十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主席，他做主席后，让金像奖改变了评选方向，以前评选的都是一些没上映过的所谓艺术电影，陈柏生则认为，一部影片既要有艺术性，又要有商业性、有票房。

　　代表人物：

　　萧芳芳周润发锋芒毕露

　　金像奖成立后的头十年里，涌现出一大批香港影坛的中坚力量，他们当中有很多至今还活跃在华语电影市场上，如第一届金像奖影后惠英红，当年她凭借《长辈》获奖时只有20出头。还有萧芳芳，她是第七届(1988年)金像奖的影后，凭借《不是冤家不聚头》夺取该奖。2009年4月，金像奖协会更授予其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以表扬她的才华。1987年的《英雄本色》成就了香港电影的神话，电影里义气、潇洒的“小马哥”也让周润发彻底摆脱了“票房毒药”的称号，成为那个时代香港电影市场的票房保证，其后主演的《龙虎风云》 和《阿郎的故事》更使他三度登上金像奖影帝的宝座。

　　隐患：

　　消费力跟不上数量的激增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呈现了邵氏、嘉禾、新艺宝“三足鼎立”的兴旺局面，拍一部电影成本只有40万到80万港元，平均制作周期只有3周左右，就能轻松收回成本且盈利。业内人士分析，这一特征既为香港电影走向极盛奠定基础，又为其迅速衰落埋下伏笔。1988年，港产电影发行数量从70多部激增到110多部，至1992年，港片年产量已超过200部，最多时400部，但质量参差不齐，本土观众的消费力跟不上港片产量猛增的步伐，观众进影院的人次锐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