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陈凯歌：《搜索》最难是讲述人心

绿城孤影

陈凯歌导演《搜索》



　　这些年，陈凯歌(微博)每逢有新片问世，话题兜兜转转几圈后，几乎都要和《霸王别姬》扯上些干系。以至于采访陈导也成了件尴尬的事，《别姬》就像一座大山横亘在前，既翻不过，也绕不开。

　　这些年，我们习惯了以《别姬》作为立足点去理解陈凯歌，却鲜有设想：《别姬》只是陈凯歌作品的十分之一。对他影片的成功与否，不应以是否超越《别姬》为衡量；对他的败笔，也不见得就要赐予一句：《别姬》后他就崩坏了。

　　除魅陈凯歌，暂时和《别姬》相忘于江湖，你会发现，每部他的作品里都能“搜索”到陈凯歌其人，好中是他，差中也是他。

　　二，但是牛

　　有人对陈凯歌说：你拍的电影都是“傻人的牛事儿”。老陈本人对此“供认不讳”：“我喜欢有主见、一根筋一条道走到底的人。”

　　搜索关键词“陈凯歌”，得出的众多条目中，“二”和“牛”两个字简直是无处不在的“高亮”：二是理想主义；牛是自个儿成全自个儿。导演往往会在影片中安插一个在精神上完全能认同的人物，老陈也不例外，长长的名单里包括老杆、程蝶衣、荆轲、邱如白……都是常人眼里的“二”，老陈心中的“牛”。

　　到了新片《搜索》；里，这个代言人变成姚晨(微博)饰演的记者“陈若兮”：“我非常欣赏陈若兮这个人，她生活中的失败完全是由于她的天真，她不知道身为新闻记者，正在与一个无形的强大力量对抗，最后她失业又失恋，仍然选择重新开始，这样的人是打不倒的。我喜欢这个人物，因为她很强。”

　　姚晨说，剧中台词都是导演本人写的。写到陈若兮那句“我们重新开始”时，导演几乎被自己感动：“我总觉得电影不该流俗，所以我电影中的人物，都有点二。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只能在电影中保留一点自己的纯粹。”

　　尽管《搜索》的原著小说曾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其精髓也正如书中援引鲁迅《论“人言可畏”》中的一句话：“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但陈凯歌的用意显然不在于剖析“看客心态”，“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诡谲轮回也不是他要说的重点，理想主义者的自我坚持才是他永恒的主题，越为世所不容，越牛。

　　“二”和“牛”从银幕上延伸到生活中，陈凯歌留给观众最大的标签同样如此：说难听点是“很傻很天真”，但打动我们的是尚未被这个世道功利所蚀掉的理想和操守。

　　人文情怀这块老字号

　　原著里明明白白写着“叶蓝秋不爱你(杨守诚)”，陈凯歌却将原结局大逆转，编织了一段7天的爱情，让二人相见恨晚。为什么现实主义题材要以浪漫主义结尾？大抵因为现实中理想主义者的处境诸多无奈，非浪漫不足以升华，而生存的无奈与人性的升华正是老陈最重要的招牌之一。

　　程蝶衣堪称无奈鼻祖，但举世非之而不改其志，在他的词典里没有“抱残守缺”四个字，一定得念出那句“差一年、一个月……就不算一辈子”的台词。《梅兰芳》也无奈，梅家人对导演的掣肘正如一副“纸枷锁”束缚住手脚，唯有把人性升华的重任交给“邱如白”，用他的弃官从艺去诠释新版“不疯魔不成活”。

　　成也升华，败也升华。到了《赵氏孤儿》，能明显感觉到影片前后的割裂：前半段试图重构历史，把一切伟大无私的感情解构为一次无奈的偶然，后半段却又放不下历史传说中最快意恩仇的部分，结果是解构的力量与感人的力量，两处茫茫皆不见。

　　看完《搜索》，央视记者柴静对陈凯歌轻叹：“好多无奈啊……”人同此心，本刊记者也忍不住向他质疑，戏里看起来复杂纠结的，充满幕后黑手的，不外乎“为了混口饭吃”吧？老陈点头，“这话说起来不好听，但的确是实话。媒体人也是人，所有记者无一例外都面对很大的生存压力，把这个前提放进去就都能理解了。互联网的故事说到底是人的故事。电影如果没有点人道，就好像挺不是回事。”

　　而《搜索》上映之后观众评价褒贬不一，分歧亦在于此。一方面，观众期待从陈凯歌电影里看到不同于二流导演的人文情怀、艺术品质，新增的感情支线打动了一些人，也令《搜索》的首周票房直冲4500万好成绩；另一方面，拍“人肉搜索”话题而没能将此一矛盾集中深化，又无疑削减了影片的现实力量。

　　历史多义，信马由缰

　　从《别姬》到《搜索》，或者再上溯久远一点，算上《黄土地》、《大阅兵》，陈凯歌的电影主题中(不算玄幻商业片《无极》)，总少不了一味药，名叫民族心理。

　　《别姬》里“文革”时代的特征，放到《搜索》的网络时代同样成立：集体无意识、个体的泯灭、一窝蜂、冷热暴力……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陈凯歌电影的座上宾，为《搜索》奔走各地宣传时，他不止一次开门见山：“叶蓝秋成了互联网上大家以正义之名去讨伐的对象，个人在互联网面前非常软弱无力，没有申辩的余地。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个人意志是零，而集体意志是后面跟着无数个零。到了今天这个时代，人人都可以是拥有利器的自媒体，每个人都有把无形的枪。人人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人人也可能成为新的加害者。我想强调的是对个体的尊重，摒弃以集体意志为个人意志的作风。”

　　有人说他继十年前的《和你在一起》之后重归现实人间，他笑道：“我一直都在人间，没那本事上天。”随即又自惭，“中国电影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集体逃避现实。”

　　其实无论是历史抑或现实题材，对陈凯歌电影而言，最大的担忧永远不是空洞无物，而是意义太多太杂，彼此纠缠不清。从前有人形容他是“恨不得在一部电影里说尽上下五千年”，我亦深以为是。

　　身为作者型导演，他往往不满足于把一个简单的题旨说清楚。当年《刺秦》的失败，正因为意义与意义之间的群殴，一个还没站稳脚跟，即刻又被后起之秀给颠覆，杀敌一万，自损八千。《赵氏孤儿》稍好一些，为历史翻案的拍法相对单纯，但仍有意料之中的逻辑混乱。就连《无极》这样的玄幻题材，都融合了太多君臣父子的讲义，益发显得失控。《无极》的失败，其实反映出很典型的陈凯歌式败笔。

　　这个时代的人心

　　《搜索》完成后，陈凯歌直言：“(拍摄)最困难的并不在于技术，而是我们究竟懂不懂这个时代的人心。”

　　对社会的敏锐程度是衡量一个导演好坏的标准之一。在陈凯歌，与其说是敏于时代，毋宁说是洞见人心。这种对人性的把握和了解是超越时代、不随时事变迁转移的。因此恕我直言，“与时俱进”在陈凯歌身上可能是个伪命题：他有他最想表达也最擅长表达的东西，他电影中的精神内核从来都是固定的。

　　《搜索》原著小说最初发表于5年前，彼时“人肉搜索”还是个时髦的话题，如今却早已不新鲜。此刻旧事重提，既不时髦，也不尖锐。在《搜索》的所谓时代性背后，身为观众，我能感受到一个年长的知识分子，追赶时代节拍的奋勉和力不从心。陈凯歌有他对人性的敏锐，但“前沿批判”从来不是他的特长。

　　试想，换作别的导演，一定将原著照搬过纸，叫原本锋利的更锋利，务必将“罗生门”式的故事进一步导向荒谬、导向虚无，以凸显现代性。又或者换成更具烟火气的冯小刚(微博)，则会是网络时代的又一部《手机》，在小人物的笑闹与百无聊赖中成就“冯氏幽默”。但陈凯歌的特殊就在于，他不是冯小刚，也不是其他任何导演，所以结果只会是这样。

　　陈凯歌说：“我从不刻意迎合，也不知道怎么去迎合。”然而诡谲的是，电影其实也是一种迎合的艺术，曲高和寡，曲低也少人问津。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太多的导演在高低之间权衡，情状就好似“幸运52”的猜价格游戏：高了、低了，高了、低了……很少有人，能将一个故事用满足最广受众的方式，讲得完整动听。

　　骨子里的骄傲

　　在访谈中，会援引《道德经》的大概也只有陈凯歌：“有网友批评我，说我把自己都‘低到尘埃里去’，我觉得没错。拽点文的，老子《道德经》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智慧都在下处不在上处，对我而言是种进步。”

　　但话里话外，陈凯歌即使“低到尘埃”，仍然让人看到他刻在骨子里的骄傲。譬如放着现成的“又圆恋”话题不屑拿来为新戏炒作；譬如虽然讲的是网络暴力，却毫无打击报复之意：“《无极》遭受恶意攻击时我的生气是真实的，真生气不想伪装成假豁达。但如果因为现实中受过委屈、受过伤害就在电影里加以报复，这事儿特别不牛逼，我一辈子都不会干这种事。”

　　另一方面，骄傲又是把双刃剑。陈凯歌从影这些年，“才华”难免与“恃才傲物”形影相随。

　　对编剧的忽视可算是陈凯歌的棋差一招。在筹拍《别姬》时，陈导邀芦苇、李碧华去看刚刚完成的《边走边唱》，得到的反馈是：芦苇“边看边想”，李碧华“边看边睡”。芦苇想的是：“《边走边唱》沉闷得很，不是情节片……那个老艺人说一些词不达意、玄而又玄的话……”于是他对陈凯歌说：“你过去是一个讲求诗意的导演，那你敢不敢拍一个情节剧？用经典结构、经典证据模式拍一个电影？也就是用好莱坞的经典模式说我们自己的话？”

　　陈导当时的回答是：“你这个想法有意思，你跟我父亲谈谈去。”其父陈怀恺是著名的京剧电影导演，他也支持芦苇的想法，于是三人合作(陈父艺术指导、陈导演、芦苇编剧)，而最终的成果即是《霸王别姬》。有“中国编剧第一人”之誉的芦苇，当年对陈凯歌的唯一要求就是：“我写剧本，你不要当编剧，一个字别动。”

　　有趣的是，看到《别姬》原著之初，陈凯歌一度将它定位为三流通俗小说，毫无拍摄兴趣，是制片人徐枫锲而不舍地“花了200多个小时”说服他。到了《风月》，同样改编自叶兆言小说《花影》，导演却坚持要身兼编剧。事后联名编剧王安忆对他的评价是：“我不知道他让电影承担这样重大的负荷对头不对头，但我预感到他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徐枫更是直言不讳：“陈凯歌完全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和建议，我告诉他前面有老虎会咬人，他不听，非得咬了他才跑回来告诉我：‘老板，真的有老虎会咬人。’”

　　而最受争议的《刺秦》、《无极》、《赵氏孤儿》，编剧名单里也赫然印有导演的名字。

　　这些年过去，陈凯歌未必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编剧的失败。但骨子里的骄傲又让他难以接受才华有限的事实，总想着一手包办。问他：“如何看待过去的成功和失败？”陈导低头沉吟再三，回答却不叫人意外：“成功比失败更难，失败也许令人奋发，成功的负担则更加重。”这想来也是为什么，陈凯歌不愿多谈《别姬》，却愿意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然而电影是团队合作的艺术。《别姬》的成功正是多方把控的结果，陈怀恺、徐枫、陈凯歌、芦苇、张国荣……一个都不能少。盛名之累固然是不可承受之重，但有时候，笑纳成功比接受失败更需要勇气和眼光。超越过去并不等于摒弃以往，《别姬》这座山应该是基石而不是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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