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谈《一九四二》：认识我们的民族性

棉花糖

电影《一九四二》剧照。陈道明饰演蒋介石

电影《一九四二》剧照。灾民遭遇日军轰炸

冯小刚

　摘要：电影就两个价值，一个是认识价值，一个是娱乐价值。《一九四二》有什么样的认识价值呢？就是认识我们的民族性。准备：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回到19年前，回到那个有阳光、温暖的下午，你看完了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那个时候，你被什么东西打动了？

　　冯小刚[微博]：看完了这个小说，它让我对民族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我发现我们这个民族很有意思，这个民族貌似有信仰，实际上可能是没有的。我是无神论者，我什么都不信，但是我去国外的教堂，我愿意坐在里头，那地儿挺安静的，让你有一种反省的感觉。但你在中国的寺院里就找不到这个。比如我再说俄罗斯这个民族，它也是灾难深重，跟中华民族差不多，但是你看俄罗斯民族出了一大批艺术家，像柴可夫斯基、肖洛霍夫、列宾，很多很多大师。他们的作品写灾难的时候，有特别宏大的救赎的主题。可是，中国的音乐你仔细听，《步步高》，还有《喜相逢》啊，《雨打芭蕉》啊，这些东西，都是看完这个小说我才愿意去想的。

　　三联生活周刊：然后你就去找刘震云……

　　冯小刚：1994年，那时候我刚拍完他的《一地鸡毛》，我拍电视剧，还没拍过电影，具体找多少钱来拍它，我还都没有概念呢。当时在京丰宾馆开一个会，在那里，碰到刘震云，我告诉他我有这个想法。震云说：“不着急，容我再想想。”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经常见面，梁左、王朔、刘震云和我，我们四个隔长不短地包顿饺子，凑几个凉菜，说一宿的醉话。这中间我记得有几次提起来说应该拍这个电影，震云都不实接这个话茬。

　　三联生活周刊：看来刘震云很谨慎。

　　冯小刚：到了2002年，过年的一个晚上，刘震云来了，我俩喝了酒，喝完酒坐在我们家地上。我印象特别深，我给他念北岛的散文集《蓝房子》，从那里头你能看出北岛有他思乡的一面，他的散文跟他的诗是两个劲儿。然后，我印象中，刘震云说：“我今天来有件大事，我想把《温故一九四二》这苦孩子正式托付给兄长了。”他说兄长，因为他比我小。然后他说：“这件事我愿意和兄长共进退。”

　　这样，马上我就把小说给中军、中磊他们看，大家一下决心拿出来3000万元。在2002年，要拍一个文艺片，这基本上是一个自杀的投资数字。但是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些贺岁片的群众基础。于是我们就先开了一个座谈会，在北影，参加的是导演和电影研究方面的专家，就在一个小平房里头。讨论会上所有人都反对，大家都说这是一篇特别好的小说——但这是个纯小说，它不适合拍成电影，因为它是一盘散沙。大家共同提出来，没有情节，没有人物，没有故事，那么多条线。最要命的是，一个电影可以有多条线，但是每条线的人物要互相见面，可这里大家是互相不见面的。

　　大家说完就散了，留下我和刘震云蹲在那个小平房外头，杨树底下。刘震云问：“这事儿你还做不做？”然后他自己又说，“我觉得呢，今天下午开这会呢，只得到了一个信息，就是‘不可能’。”震云说：“你前面拍那些片子、我写的小说都是把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把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是一个特别没有价值的事，但是90%的人都是干的这件事。”他说，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才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是他特别愿意做的事。正因为大家今天下午说它不可能，所以让我们产生了一定要把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愿望。

　　三联生活周刊：是他的愿望更强烈还是你的更强烈呢？

　　冯小刚：我们俩都有。一个导演不可能把一个小说拿来就直接搬上银幕，肯定要在剧本上把小说进行一个加工。我们正式开始弄剧本，怎么弄，这时候刘震云又说了几句话：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聪明人；一种人，笨人。聪明人弄剧本，是找另外一些聪明人坐在宾馆里刮头脑风暴，然后侃出一个故事来，就像当初我们《编辑部的故事》，就是弄一大帮人这么侃出来的。这种方式也卓有成效，东西也能出来。刘震云说他觉得呢，还有一种人是笨人，笨人的办法之所以笨就是不知道抄近路，不知道抄近路就只能把每一条路都走一遍，然后才能知道：哦，这条道是我要去的道。但是这里头你可能走了很多条冤枉道。我跟震云说，咱们俩肯定不是聪明人，是笨人，咱们就走笨人的道。怎么讲这个故事？我说咱们上路采访去，沿着你小说涉及的省份，咱们走，在这个路上，我相信，这东西就出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去了哪些地方？

　　冯小刚：我们去了河南、陕西、山西、重庆。我们到河南发现，河南已经变得既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就是那么一种视觉感觉。但是在河南的收获是，你能找到那些还健在的人，他能跟你聊一聊逃荒的事儿。

　　河南1942：60年后的一些发现

　　三联生活周刊：60年后，那些亲历者会怎样描述当年的灾难？

　　冯小刚：我们在河南巩义的一个教堂就碰见一个叫刘和平的老太太，这老太太跟我们说她经历的1942年灾荒。她看到过家里头亲戚要把孩子卖了，当妈的抄起扁担，一扁担就把孩子拍死，就是宁可拍死他也不能给卖了。她说家里一个亲戚倒在路边要死了，旁边的灾民过来扒开他裤子，在他屁股蛋子上割了一块儿肉吃。他之前是饿昏过去了，这一割，他一疼，就醒了。他说“你别割我的肉，我还行呢”。这灾民说“你不行了，你救救我吧”。

　　刘和平从那事儿之后就信了教了，她说她家里很多人都饿死了，然后那个传教士就让她把手放在《圣经》上，就说“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那老太太记着传教士说：主啊，你擦擦我的眼睛。她就跟着说：主啊，你擦擦我的眼睛。完了传教士说：别让我再流泪，让我忘了他们吧。从那以后她就在那教堂里头，现在估计也去世了。从那以后，刘和平老太太说她再也没有吃过肉，也没有哭过。

　　老太太给我们唱了一首歌，我们问她信不信有天堂，她说她当然信有天堂了。我们仨人蹲在墙根那儿，我说你跟我说说天堂是什么样，老太太牙都没了，当时九十几岁啊。老太太说：“玉石铺面黄金街”——这是穷人对财富的想象，玉石的铺面、黄金铺的街。这第二句最有劲儿：“喝口凉水就不饿”——这是一个灾民对天堂的想象，如果能喝口水就不饿，这太棒了，在天堂你能喝口水就不饿。“玉石铺面黄金街，喝口凉水就不饿”——天堂，一下子让我们对天堂认识得特别具体。

　　三联生活周刊：在路上，你们找到了故事？

　　冯小刚：在这个路上，我发现，首先是一个一个的家庭呼之欲出。一路走，每天我们五六个人晚上吃完饭盘腿坐在招待所，大家就聊这个故事……我们发现了老东家家里头有个女儿在县城读书、有个赶车的栓柱，佃户有瞎鹿、花枝，有安息满这么一个传教士。包括伙夫老马，这就是下去采访的路上遇到的，问他是干吗的，说是“过去在县里当伙夫”。所有这一切、就开始随着你的采访，在路上一个个地出来了。

　　可是，当时没有拍成，这个剧本搁了几年突然就发现了一个大的问题。因为这个故事消极，太灰，让人绝望。等2004年再拿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问题：人物关系固定了。其实在逃荒的路上，人物关系会有颠覆性的变化。老东家最后沦为灾民，他没车了，他得找灾民借车。人物关系一直在变，搁了这么多年，你就能不断发现这些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导演，你如何理解1942年的河南，以及这一年的中国？

　　冯小刚：1942年摆在蒋介石面前有许多大事：正面跟日本人作战，打通滇缅公路；要出访印度说服印度不要投降日本；宋美龄送小马驹给英国大使；苏联说如果要出兵打东北的话那蒙古要独立；包括还有共产党，还有好多军阀……蒋介石认为每一件事他都要认真地处理好，他都如履薄冰，唯独认为河南这事儿没有那些事儿大，这就是当年的蒋介石。

　　很多记者向蒋介石汇报河南的灾情，蒋介石不是不相信那儿有灾，是他的国力不允许他相信。所以他不断地说记者都在夸大事实，因为他一旦相信记者说的，他就得赈灾，他不赈灾他就成了独夫民贼。为什么他这么反感白修德这个《时代》周刊记者？他就是觉得白修德其实是把人吃人的照片摆在桌上了，我们在电影里只能拍狗吃人。白修德把他逼到了一个死角，所以他马上跟白修德说：“我觉得你比我们政府派下去的任何一个官员都尽职，给我提供的东西更有价值。”当白修德走了他把杯子砸得粉碎，他说他们美国人就是自以为是、四处添乱。宋美龄后来跟别人说：大家都认为委员长是昏庸的，是不知道下面情况的，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他只能装不知道。所以这个态度呢，在拍这方面的时候，我也跟震云说，在这一部分，我们要尽可能地客观。比如白修德的立场，我们也要站在他的立场来说这个事。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电影相当完整地呈现了这一时期的复杂性，尤其难得的是，复杂的情势却叙述得非常流畅。河南旱灾，不仅牵涉到蒋介石，还牵涉到美国人，以及处在战争状态里的日本人。这几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冯小刚：河南旱灾，对传教士而言，立场又不一样。传教士觉得来了灾好——什么时候人才会信这个教，就是有灾的时候。要利用这个灾传教，这是传教士的立场。日本人则是另一种考虑。蒋介石一看这儿是一大烂摊子也管不过来，双方军队刚一开始接触，他就让蒋鼎文，让这40万军队有序地撤出河南，他就把河南当成一个包袱——你日本人不是要占河南吗？我把河南全都交给你。好几千万灾民嗷嗷待哺，你看着办，你怎么办。冈村宁次马上意识到了蒋介石这是一个政治阴谋，所以他们也停在河南周边不进河南，因此河南就成了一个侵略军也没过来、占领军也没过来，政府也走了，这么一个情况。你看我们这个电影里有轰炸，这是日本人的一个战术。太平洋战争抽掉了他们的兵力，他们也不愿意接这么一大包袱，但是他们就不能停止轰炸，觉得拖住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就是拖住了这个国家，所以他们不停地轰炸。

　　后来他们为什么进去了？因为他要保证长沙会战的胜利，要打通陇海线，所以他进去了。但是他进去的时候兵力只有6万人，国民党40万正规军在那儿，所以他下面的那个西尾寿造说这仗没法打。他说再加15万皇军，到哪儿去找兵啊，全都在往外抽。他说粮食——他说你看这沿线全是要饿死的，你要是把这军粮拿出来给他们，你想想是什么结果？据当时的资料记载，就因为用了这么一个方法，等于他是对你进行一道德考验……这都是原来震云小说里的，你看，一场旱灾，蒋介石以及他的战区指挥官、河南省长，还有美国记者、传教士，以及日本军队……各种势力纠缠在一道，错综复杂。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种元素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2002年的剧本就全部具备了？

　　冯小刚：现在的剧本大概在6万字左右，那时候的剧本是14万字，当时的人物比现在多好多。念完剧本之后，中军就说：“我一直很专注地在这儿听了一下午，你让我说，这里的人我记不住，太多了。”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当时的故事比现在更庞大、更复杂？我的问题是，当时李培基、蒋鼎文、蒋介石、白修德这些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设定，都有了吗？

　　冯小刚：有。就是比现在多三分之一的人，甚至一半的人。

　　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故事，2002年没拍成，为什么2004年又重新捡起来了呢？

　　冯小刚：那是因为当时我们以为能拍了，结果发现，还是不成。

　　三联生活周刊：这一次捡起来，而且最终给拍成了，是什么力量促成的呢？

　　冯小刚：2010年我的《唐山大地震》和《非诚勿扰2》两个片子同年上，那年我们卖了11亿元的票房。《非诚勿扰2》是王朔给写了这么一个本子，就是特别轻松地、四两拨千斤地给华谊赚了很多的钱。有一次开玩笑，挺高兴的，王朔说：“我觉得小刚你说什么都应该把《温故一九四二》拍了。第一你现在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片子可能别人拍不行，这片子先需要一个特别大的投资，但它又是一个文艺片，你可以用你的市场号召力来养这个片子。”然后王朔也很厚道，他又说：“你也甭担心，万一有个闪失，观众不接受，我再给你写个喜剧，你不就把这个背回来了么。”他还说：“作为一个导演，你真的需要有这么一个电影。而且拍完这个电影有一特别大的好处——你就可以没有任何精神负担了。”

　　三联生活周刊：想不到王朔如此仗义，可是，华谊会怎样看这个题材呢？

　　冯小刚：我跟中军、中磊说，他们说可以，就问能通过吗。你知道每一次筹备都要成立一摄制组，都得花出去很多钱，华谊买震云这版权就买了两次，第一次买完以后过期了，这次还得重新买。所以建组、筹备，三次都是这样，每次落下的窟窿都是靠第二年的贺岁片补回来的。比如说花了200万元筹备，可是没拍成，那怎么办呢，就把这200万元装到下一个贺岁片里去，用那个把这个亏空给补上。

　　三联生活周刊：是啊，公司都是要算账的啊。

　　冯小刚：2004年的时候中军他们问我多少钱，我说估计得8000万元，他们说那就8000万元。王朔跟我说完这话，我一下就又起来了，因为我对这件事已经有点儿灰心了，我觉得你怎么弄法儿它都是拍不成，无论我们想什么办法。比如我们想弄那种先斩后奏、奉子成婚的办法，反正我都弄起来了，给你造成一个既成的事实，但是人家不管这个。所以就弄了那么多次，尤其是2004年那次，我就有点儿灰心了，我说基本上在我有体力的时候估计是很难拍成了。你也看不到这体制有多大的改变，所以我说，死了心也好，死了心就坚定不移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弄那个人财两旺的事儿呗。

　　这次是这样，首先我就要问华谊兄弟[微博]：“你们觉得怎么样，干不干？”他们哥俩儿没有说干不干，他们就问我说两亿元够不够，那我知道他的极限就是这么一个数字。我又请教了张和平，他说：“我觉得现在做做工作应该可以，没什么大问题了。”2010年这次报电影局，挺顺利，最后有几个线，说我们把握住这个可以拍了：第一，1942年摆在中国的首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不是阶级矛盾，中国和日本的矛盾是首位的，这在剧本里要注意；第二，灾民饥寒交迫、蓬头垢面可以，但是一定要在人性恶里看到人性暖的东西，人与人之间不能完全变成人吃人的关系，里面应该是释放出善意的，人与人之间是有善意的，以此也能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第三，不能夸大一个美国记者在救灾这件事儿中的作用；第四个，对宗教尺度的把握要分寸得当；第五个，避免出现过多的血腥的镜头。给了这么五条意见，我觉得还行。

　　三联生活周刊：然后这次就非常顺利地拍完了，也顺利地通过了？

　　冯小刚：是。非常顺利。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你会对这个片子这么执着，你心里最深的结是什么？

　　冯小刚：我们导演，最困难的就是找剧本，每年拍完一个最着急的就是下边儿的剧本是什么，往往如果我们不自己去弄，找别人现成的就基本没有，能拿到你这儿来的肯定也是好多人没看上。《一九四二》是一个早就准备好了的剧本，而且我也知道这个剧本写得非常好，它特别站得住脚。还有我觉得这个电影非常独特，中国电影序列里头没有这类型的电影，也没有这么一部。还有就是浸泡了这么多年，你和这件事儿产生了一种情结，这个疙瘩一定要拍了才能解开。

　　三联生活周刊：拍完这部片子，也是一个秋天，在今天这样一个有阳光的下午，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冯小刚：拍完还有剪接这个过程，从剪到一次次检查、配音、混录，基本上到它完成的时候，你最少要看五六十遍这部电影，你就开始麻木了。

　　看了那么多遍之后就会有问题呢，你觉得这块儿特别沉，没意思。我凡是想出去抽烟的地方，我就觉得它没意思，那我就啪啪啪把这些地儿都剪掉。剪掉之后呢又出现一个问题，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你是看了这么多遍，觉得这儿没意思，作为一个第一遍看的人，他会不会觉得没意思？你这么剪，节奏起来了，丰富性会不会受到影响？又拿回来。拿回来的时候自个儿心里头又觉得有点儿……然后我们宣传部门就在大街上随便找60个观众一拨儿，请了四拨儿观众看，然后填问卷。我就发现，观众会共同地有一些戏喜欢，或者不约而同地说某个戏不好。这四拨儿观众是不见面的，而且本身这60个人也不交流，他就是填表。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终于结束了，对这么一个花了19年才拍成的“大片”，你的感觉是怎样的呢？

　　冯小刚：看了很多遍之后，你问我拍完了是什么感觉，就是越来越怀疑，有一个阶段就是你觉得看哪儿都不对，怎么都不是。到混录完了，感觉才又开始变好了。只是，没有我过去想的——如果有一天让我把《一九四二》拍了我会如何如何，好像比那个原来预想的要平静，就是觉得一个事儿完了。最关键是在拍的时候太累，整个将近5个月，全是在冬天，全是在野外，每天在山西境内不停地跑。对我来说这件事翻篇儿了，虽然它还没有上映，但对我来说这件事结束了。(本篇全文见710期《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