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甄子丹动作大片《特殊身份》：功夫于我 重在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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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子丹(资料图)



　晨报记者  彭骥

　　在电影《特殊身份》中，甄子丹[微博]身兼男一号、监制、动作导演三职，他还曾为该片惹骂战、闹纠纷，着实下了不少心力。影片将于18日上映，甄子丹在背后文身“回归”两字，所谓“回归”，是“甄功夫”回归时装动作、混合格斗之意，于他本人，则有回归中国文化之道的意思。至于回归之后是否面对终结，甄子丹表示，完全没有考虑退休，尽管已是伤痕累累，“每个人都会累，很有压力的时候也想过，每次不想玩了，起床后又有了冲劲”。

　　早年尝试搏击风格

　　中国功夫明星都是靠真功夫打出来的，甄子丹大器晚成，年过四十方大红大紫；但因其扎实的功夫底子，以及早早介入幕后的行业基础，这些年越打越出彩头。

　　甄子丹的母亲麦宝婵是举世闻名的武术家和太极高手，甄子丹本人也曾在美国武术比赛中夺冠。甄子丹表示，自己从小习武，对于武术有来自血脉的钟情，不管是古装片还是时装片，都很注重实打实的武术本身；他也以主演、动作导演、导演等不同身份拍了无数动作电影，希望每一部都有功夫理念上的传承与突破。这次的《特殊身份》，是他在《杀破狼》、《导火线》6年之后时装动作片的再次尝试，而全新呈现的功夫理念则是早年就研究过的搏击理论，“小时候，我练过很多不同门派的武术，非常注重门派本身打斗的质感、思维。这次，我只是把几十年来练过的不同武术的学问，放在电影里面，我个人比较喜欢自由搏击、格斗的风格，在美国练过当时很流行的自由搏击、空手道、跆拳道以及拳击”。

　　早年拍电影，甄子丹已萌生用搏击革新电影功夫的念头，“上世纪80年代，我拍了好几部时装动作片，比如《特警屠龙》、《洗黑钱》、《皇家师姐》那些系列，我觉得时装动作片是可以突破的空间，如果我把搏击之类的元素放进去，相信观众会感觉耳目一新。举个例子，当时的拳王阿里，他很喜欢蝴蝶步，打法、身形，就跟跳舞一样，很有节奏感；李小龙打的风格也受到了黑人的一些影响。我就把蝴蝶步放到了电影里，当时出来还挺创新的。”

　　之后，《黄飞鸿》等古装片大红，甄子丹跟着传统功夫的潮流走了；好几年过去，他又投身《英雄》等吊威亚、走钢丝等飞来飞去的潮流；又是好几年过去……

　　如今更重整体味道

　　然而，甄子丹说，自己骨子里还是喜欢那种实打实的功夫，也不想停歇对时装功夫的探索。《导火线》让他有机会提升，《杀破狼》则第一次介绍了巴西柔术、混合格斗，如今到了《特殊身份》，搏击俨然已成功夫片新热门——此前的《激战》就属于综合格斗类搏击展示，美誉度颇高。

　　甄子丹称，6年来，他一直在研究如何通过电影更好地展现混合格斗，“还可以把特种部队的一些格斗技术及传统功夫的一些技术混在一起，问题是你怎么把它们结合到最完美，不能乱七八糟。我觉得，《特殊身份》在这方面有所提升的，我敢说有一些引领潮流的水准。我不是一个发明家，我只能说自己是一个挖掘的人”。甄子丹认为，现代都市人很难像以前一样拜师学艺练传统武术，但格斗、搏击就简单些，“找一个教练，男女都可以学。现代功夫、现代搏击，已经变成我们生活中体育活动的一部分”。

　　此外，甄子丹表示，经历过那么多电影的“洗礼”，如今对于电影，他更注重其整体味道，“我曾经很讲究镜头的运作，追求酷，现在，我很注重那个味道。什么味道，就是整体味道，是人物在设计之下，无论怎么去拍都不会影响的味道。这个味道我很难去形容，比如说一个眼神、一个转身，他打完拳之后，可能呼一下气，可能看人一眼，灯就掉下来。这种整体的艺术配合，就把这个味道体现出来了，不只是招式本身，而是武术本身”。

　　始终不忘寻根情怀

　　对甄子丹而言，除了事业上的探索，《特殊身份》另有其他意义，男一号、监制、动作导演的三重身份，令该片成为甄子丹全情投入的心血之作。拍摄中，据介绍，甄子丹被打得伤到颈椎、腰椎，“拍完之后都变形了”。不少观众关心功成名就又伤痕累累的他，何时为身体而终结打斗，甄子丹对此表示，除非退休，才会考虑不拍武打戏，但现在还没想退休，“每个人都会累，很有压力的时候也想过，每次不想玩了，起床后又有了冲劲”。《特殊身份》的拍摄经历了不少波折，传得最为沸沸扬扬的是甄子丹与动作明星赵文卓[微博]撕破脸，还被前导演檀冰控诉是戏霸，同时遭遇剧组人员事故等。甄子丹坦言，面对流言蜚语，不是没有考虑过反击，但他被劝住了，“我是一个性格很直的人，以我个性，肯定会出来澄清，但这一次我选择了沉默。因为陈可辛跟我说，算了，好好拍电影。我也觉得拍好电影最重要”。

　　他透露，当时自己不能接受的是被骂“香港演员欺负内地演员”，“我很小就知道自己身上流着什么血，我需要一种归属感，4年前把美国国籍退回去了，我现在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甄子丹称，自己之所以接演黄飞鸿、陈真、叶问等角色，就是要向全世界展现中国人的傲骨，他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化之道”的传统回归。“举个例子，《叶问》中有一场戏，一打十那场，我拿了一个地瓜走，那个日本人喊住我：‘你是谁？’本来剧本上写：‘我是叶问。’我后来跟编剧和导演说，这个不够有力，改成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到今天，大家都觉得这个对白非常振奋人心。可能是我从小在美国长大，所以更加怀念我们中国的文化，我非常了解异地异国的寻根情怀。我很多电影都是要告诉大家我的身份，一个‘道’字，一个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