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中国人不敢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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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15日 15:51参考消息

【美国《新闻周刊》12月22日(提前出版)一期文章】题：为什么中国人不敢花钱(作者：玛丽·亨诺克)

这个月正值邓小平在中国实行经济改革30周年。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充分说明，中国原有的靠出口推动的发展模式不会永远成功；上个月，出口出现了2002年2月以来的首次下滑，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也在减缓，估计将从去年的近12%减至2009年的约8%。

经济学家和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认为，保持中国经济兴旺的唯一办法是刺激国内消费。这意味着让中国人花钱。但是有一个问题，中国的社会保障网络不健全，其中问题最严重的莫过于医疗。一场重病仍可能花掉一个家庭所有的积蓄。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普通人就会继续把大笔钱存起来。如果是这样，消费需求就会停滞不前。

政府已经试图以586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来缓解恐惧，抵消工厂关闭的影响。但是政府主要想通过基础设施开支做到这一点，而不是通过医疗、文化和教育。

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这不大可能对中国产生长远的利益。康奈尔大学教授、执教于北京长江商学院的黄明表达了专家们的普遍看法，他说：“迅速发展社会安全网符合政府的利益，它将刺激消费。(中国人)存钱的原因是他们担心会生病。”改善医疗体制将刺激国内消费并因此促进就业，尤其是零售业和服务行业。它甚至有可能缓解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社会不稳定。

上世纪60年代，农民有寻医问药的较好网络，包括在农村广泛分布的“赤脚医生”。80年代实行市场改革以后，毛泽东时期的制度被废除，赤脚医生消失了。在城市居民当中，医疗保险覆盖率从1998年的45%降至2003年的39%。医院通过化验和开药收取费用，而且收取的费用越多，医院和医生的收入就越高，这就导致了“开经过多和服务过量”。

医疗费远远超出了普通中国人的支付能力。刘江涛(音)就是一例。这名25岁的党员2007年中得了白血病，靠在黄河岸边种植小麦和亚麻为生的父母四处借钱，把他送到了北京一家医院。他一直在努力劝说电视台和电台帮助他筹集骨髓移植所需要的5.8万美元。刘说：“现在，大多数亲戚都不想跟我们联系了。”与此同时，拖延治疗也在影响他活下去的机会。

不过，政府在努力。政府总的医疗开支从2006年的143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约2190亿美元。驻北京的世界卫生组织医疗政策及体制小组负责人莎拉·巴伯说，政府正推出多项新的试点计划，包括固定药价、起草推荐的药品采购清单等。

迄今为止，政府没有大张旗鼓，它似乎希望避免宣布任何重大的决定，而是根据试点结果进行调整。在目前这种困难时期，这样的做法可能缺乏政治上的决断性杂志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说：“中国真正需要的是结构变革”。没有结构变革，消费就不会上升，这将带来长期的问题。为应对突如其来的经济滑坡，11月初中国政府公布了10条经济刺激措施，投资总额超过4万亿元。用2年时间、花费4万亿元，能否维持明后两年8%的增长目标？启动民间消费、拉动内需的关键何在？为此，《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

“2009年经济形势会很严峻”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政府已经将“保8%争9%”作为2009年经济增长目标，你认为未来2年内4万亿元的投资能够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吗？你对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有何预期？

陈志武:按照这次4万亿方案，2009年增速达到8%以上会有一些困难。主要原因在该方案过多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仅铁路就占2万亿，而不是用这些钱重点刺激民间消费，放在降低老百姓储蓄压力、推动百姓消费。这种方案能带来的GDP乘数效应非常有限。

根据铁道部的消息，其2万亿中，今年年底前会花去3500亿，明年花6000亿。我们知道，铁路投资的经济效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对就业的直接贡献很少。这9500亿开支对2009年的GDP贡献，不会超过3000亿。

其次，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于9月中、10月份恶化后，对中国出口行业的负面影响还需要几个月才能表现出来，估计到明年上半年，中国沿海经济才会见底。明年第一、二季度，GDP增速可能降到4%至5%左右。

再次，剩下的2万亿元，即使明年花下1万亿，对当年GDP的贡献不会超过5000亿。当然，如果这1万亿用来给中低收入个人和家庭退税、补贴，比如，月收入低于5000元以下的大人和小孩、农民和城市人都得到1000元补贴，这1万亿会立竿见影，很快转换成GDP，其乘数效应会很高。

根据我以前的研究，在各省投资产生的GDP效果很不一样。在北京和上海，每投资1元，第二年的GDP会增长0.4元左右;而在湖南、河南等这些历来投资少的中部、西部省，每做1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第二年能带来0.7元左右的GDP增值。综合以往的经历，如果假定这次投资对2009年GDP的乘数效应是0.5， 那么，在明年底之前会多投的1万亿元(铁路投资之外)，能产生5000亿左右的新GDP。

按照这些数据，我们看到，这次经济刺激方案大约对2009年GDP能贡献8000亿元，相当于给GDP增速多加3%左右，而且这些贡献主要是在第一、二季度之后才更多体现。加上本来会有的4%至5%左右的增速，如果接下来没有其他刺激方案的话，估计明年GDP增速在7%至8%。当然，这是一个很粗的估计，有很多条件可能会发生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4万亿投资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陈志武:过去几个月，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都跌了一半以上，通货膨胀不再是威胁。这些年政府税收增长了那么多，使老百姓收入的增速远低于GDP，让民间消费怎么也上不来。从另一方面看，政府的财力充足得很，去年有财政盈余，今年头6个月财政盈余1.3万亿，所以，政府财力不是问题。

如果不够，政府还可以发公债。到今年中期，国债余额总值在5万亿左右，占GDP的18%，其中有16000亿是因中国投资公司的筹资而发的，去掉这一项，实际国债余额占GDP的13%左右。这些负债比远低于美国的71%负债比。

所以，没有用完的国债容量还不小，在这种关键时刻，利用发债的潜力不是坏事。关键要看政府拿到这些资金后，是以何种方式刺激经济的，到底是以低效的政府投资为主，还是在民间消费、民生项目上下手。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政府目前已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中，扩大投资仍是主要手段，与1997年金融风暴时候相比，当前依靠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有多大？

陈志武:估计不大了。跟1997亚洲金融风暴时期不同，这次恰恰是外需出口在严重下滑，而国内的老百姓又没钱增加消费，所以，国内外的消费需求不足是这次危机的关键所在。如果此时的手段不是重点刺激国内民间消费，而是还把政府资金主要用在基础设施、工业项目上，那么，这么多的工业产能给谁生产、东西有谁买？这么多的运输容量把货物运给谁、往哪里运？在国内外的消费都下滑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工业投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低效的做法。

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政府投资是否过头的办法，就是看政府的奢侈大楼、形象工程是否越来越多。1980年代，没有几个地方政府盖奢侈大楼，甚至90年代也很少，但是，到近几年则到处都是，这说明，不能由政府继续掌握那么多投资的钱了，是扭转“国富民穷”局面的时候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评价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对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影响？

陈志武:从1978年到1990年代末，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原来工业基础落后、公路以及空运运输网络极差的状况下，由政府集中投资办大事，在效果和速度上都很快，那些努力为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后的新一轮高速发展，奠定了根本性的工业基础和运输网络基础。

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总是把资源用在“生产建设”和“基础建设”上，毕竟我们所做的方方面面的建设最终都是为了消费和生活。中国人建设了这么多年，从早到晚卖力气只知道进行生产建设，应该也有一个缓过气来的时候，有一个从以生产建设为重点转移到以消费为重点带动增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现在。

之所以这次经济刺激方案还是以投资为重点，主要是政策惯性。这个习惯该改了，必须掌握靠刺激消费带动增长的调控手段。

政府收支需民主监督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很多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你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

陈志武: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

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都是很低的。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

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

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自由讨论。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

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其他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DP的10.4%，而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

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公众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

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2007年这更长的12年看，这些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的增长当然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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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针对国内消费难以启动的难题，你曾提出过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

陈志武: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

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

具体办法是，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省市分别个一个，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

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

基于三方面原因，我对这种改革的前景很乐观。

第一，十七大提出要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如果没有财产，怎么能增加财产性收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讲的民有化改革跟党的十七大方针是一致的，而且是具体实现这一方针的途径；第二，国有制的理念本来就是“全民所有”，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原来没有真正落实的“全民所有”给落实；第三，在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让每个中国公民感到更富，由此可直接减少储蓄压力，增加消费，这就能促进经济模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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